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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君娅点头，低声道：“你也是。”说着，她便走向了自己的汽车，在转身的一刹那，一颗珍贵的液体，从智能机器人153的眼眶中滚下，那是它的眼泪！

毫不知情的谢飞在CD放入汽车音响中。今天的路有些堵，他的心情却还是很好。因为有这张君娅给他的CD。

按下了播放键后，没有听到意料中的音乐之声，涌入谢飞耳中的却是一个长长的故事，像是在讲述着他的生活一样。

谢飞小心地把握着方向盘，认真听着那盘致命的CD……

我每天的工作，是在不绝于耳的电话铃，与铺天盖地的案卷中度过的，这让我逐渐厌烦。毕业来到深圳一家保险公司待了两年，慢慢知道，做理赔是份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每天听客户摔电话，月底拿那点儿死工资，年底还被领导批评赔付率过高，如果哪一单赔错了，那可能连年终奖都没了。

业务员在外面忽悠客户骗来保费，我们这群做理赔的就在后面负责善后，能不赔的坚决不赔，应该赔的也尽量不赔，得罪走了老客户，再忽悠新客户，反正中国那么大，不愁找不出几个傻子。

我在这家保险公司虽然是个小角色，也身不由己地干着口蜜腹剑、尔虞我诈的事。但凡出了什么保险事故，受害人轻则伤残，重则死亡，我们做理赔的对这类事情见得多了，看待死亡这件事也就逐渐漠然起来——别人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一笔或大或小的赔偿金罢了。

然而2005年的冬天发生的一件事，却将我从这种漠然当中活生生拖了出来，它就像半夜里白墙上的一只黑糊糊的眼睛，让我屡屡感到心悸。

圣诞前后，是深圳一年当中最冷的日子。这里没有北方的鹅毛大雪，只有连续几个月的阴云冷雨，但那整日整夜的阴雨不让人有一天的缓息，屋子里比外面还阴冷，待在冰窖一样的屋子里，只觉得骨头里都向外渗着寒气。

一个周五的早上，我像往常一样顶着雨去上班，虽然穿了厚实的冬衣，还是免不了一路上冻得直哆嗦。终于到了办公楼，我打了卡后走进办公区，只见我的桌子上已经横七竖八地摆了厚厚一摞案卷，看得我心头一堵。

我把伞折了两下扔到桌子底下，坐下来把案卷推到一边，搓了搓冻僵的两手把电脑打开，照例登陆了公司的OA系统。OA系统里没什么邮件，接着我又登陆了公司的理赔系统，结果一打开就见到一大片红色的字，那都是些待处理的赔案，一夜之间报上来的。看来我今天肯定是闲不着了。

我叹了口气翻开桌子上那堆厚厚的案卷快速看起来。都是些处理了一半的赔案，我从里面抽出几个比较紧急的，琢磨着拟几封函，给被保险人传过去。

一封函刚写了没几行，突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谢飞，有你的传真。”

我转头一看，是同事小胡，他正站在另一张桌子上的传真机旁，手里拿了两张传真纸，冲我抖着。

“哦，谢谢。”我赶忙绕过去接了过来。

那是一份事故经过的文字说明和两张传真照片。事故经过说明比较短，正文下面写的是公司名称和今天的日期，上面盖了一个不太清楚的公章。

我逐字看过去：

“2005年12月9日下午3点左右，我厂员工刘文军在厂房正常作业时，不慎被机器的导电板击到。现已住院治疗，但至今一直昏迷不醒，即所谓的‘植物人’。因我厂已向贵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因此望贵公司能尽快处理，积极理赔。来电来函请与朱先生联系：13798345***。深圳市新希望模具厂。2005年12月16日。”

我的心随之一沉——麻烦了，植物人，如果真要赔了，不知要赔出多少钱去。

我一边想着，一边又翻到第二页纸，那上面有两张照片，但很不清楚，黑漆漆的油墨糊成一团，什么都看不出来。我皱皱眉头，坐回到办公桌前，抄起电话，顺着那个手机号码拨了过去，没几秒钟，电话接了起来。

当我道明了身份后，对方那位“朱先生”立刻显得很焦急，告诉我说，他就是新希望模具厂的厂长，然后就问我案子能不能赔。我不置可否地告诉他还不好说，然后告诉他我要下午过去看一下现场，让他准备好相关资料，就放下了电话。

我走到部门经理崔经理的座位前，把那两张传真纸放在他的面前，轻声说：“崔经理，这个案子比较麻烦，我想有必要下午去被保险人那边看一下。”

他皱着眉看完了，抬头看我一眼说：“下午我也一起过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