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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延安方面所控制的地盘基本听不到这些消息，就连一般的党内干部也是不得而知，甚至可以将消息灵通与否作为一个人党内地位的判断依据：一点都不知道，大部分基层党员和干部属于此类，知道一点消息，但不知道全局和规模，属于中层干部，知道中苏两党的部队交战，而且还知道规模很大的，属于高级干部（比如像刘云这种职位），知道任弼时是被派遣出去谈判的，起码要有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的身分，而知道任弼时其实不是病死而是让苏联炮火击中要害身亡的，那只限于政治局一级了。

但是，消息再重要，内容再敏感，人死了却不可能封锁消息，封锁时间越长所造成的被动就越大，书记处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还是要尽快给党内一个交待，否则不足以安定民心、军心。也因为如此，借着战胜蒋介石所发起的各地###战役的胜利，中共中央公布了任弼时去世的消息，延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悼词出自毛泽东之手，高度评价了弼时同志的革命贡献，深刻缅怀弼时同志的点点滴滴，号召全党继承弼时同志的遗志，为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主席，弼时同志下葬已经10天了，从各方面的反应情况来看，声势已经渐渐地小了下去，对于中央的压力也小了，因此，我认为时机已经差不多已经成熟了。”说话的是刘少奇，他所谓的声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内“共产国际”派对于中央的压力，对于哈尔滨战事的不满，对于中苏两个“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不满，按照他们的理解，既然苏联老大哥要这个地方，那就交给人家，反正过两天红军撤回去后地方还是会还给中共的，中国革命正进行到关键时刻，不能因此破坏中苏两党间的关系，更不能因此给广大党员造成思想混乱，以王明等人的表现最为突出；二是党内“本土”派对于中央的压力，他们同样对于哈尔滨战事不满，特别像彭德怀这样执掌军权的人看来，苏联的行为再一次地表现了他们的蛮横，表现了他们的沙文主义，中国革命历史上吃“瞎指挥”、“乱指挥”的苦，吃共产国际的亏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中共中央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没有一种旗帜鲜明的民族立场，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其结果只能是带来广大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的疑惑，造成普通党员对于中央的误解，既然要实事求是，那就不要藏着盖着……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领袖，其心情是复杂的，他们在理性上倾向于前者，认为：若是没有苏联的帮助，没有苏共的支持，中国革命要走很多弯路，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刻也会推迟很久，即使革命成功了，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要想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建立起稳固的国家政权也是困难重重；在同时，他们在感情上又是倾向于后者的，苏联这一手闹得太不像话了嘛，你要哈尔滨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赤裸裸的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却不是毛泽东这类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人接受的了的，如果事情换个方式，中苏两党直接谈判，苏联在其他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或者明确表态支持中共，中央是准备在哈尔滨问题上让步的，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嘛！但是斯大林倒好，不仅拒绝谈判而且还要出动大批红军攻打，毛泽东在愤怒之余，写下了“亲痛仇快”几个大字以作为告诫。

正是在这种复杂思想的指导下，中央才对哈尔滨问题含含糊糊、左右摇摆，等到最后下定决心命令撤出的时候，毛泽东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哈尔滨重要，但是坚守哈尔滨的部队更重要，共产主义的“团结”似乎也更重要。而刘云的“抗旨不遵”，正是摸到了党内大佬的底牌，把握住了复杂性，以毛泽东的精明，他怎么会看不出刘云是故意在这么干？但是他也不生气，在某种意义上默许甚至还纵容这么干，说到底还是朴素的民族感情在主导，这才是雄才大略的中国领袖――真实历史上因为拒绝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一直为外人津津乐道，其实殊不知他在延安时期已经就这样了，这一点从王明问题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王明在七大上作了自我批评，会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一起走回枣园，路上毛泽东问道：“你认为王明的检讨怎么样？”

“不深刻。”师哲回答得很干脆。

“你说得对。不过他的核心问题是对自己的事（中国问题）想得太少，替别人想得太多了。”师哲听了，哪有不心领神会的道理？这话与其是说给他师哲听的，倒不如说给党内“某些”人士听的。

抗战时期，斯大林要求中共战时一切服从国民党，战后继续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建国，忽视中国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