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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为止，鲁迅所进行的启蒙是建设性的，他是在正面的角度推进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

可惜的是，他推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启蒙的正面努力过早地夭折了。办刊的失败与他特殊经历造成的、从小就埋藏在心里的阴郁气质遥相呼应，使他走向了建设的反面——批评，并且终其一生。

办刊失败只是个引信，引爆了鲁迅本已内在地储存的反抗精神的烈弹。漆黑的屋子里，没有光明，鲁迅本想点起一盏灯；现在，既然灯也点不了，不如干脆掀掉这漆黑的铁屋子——这或许是暗夜中突围的最好的办法？

在沉顿中奋起

“破”与“立”，是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基本方式，也是任何一种文化改造、革新过程中必须做的相辅相成的两方面的事。

纵观鲁迅的一生，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干预也是从这两方面进行的。所谓“立”，就是建设，就是为中国思想文化添加新的内容。鲁迅在1907年所写的这一系列作品，以及他后来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都是他在建设的方面所作的努力。他的努力主要是从西方“拿来”“火种”，为我所用，将进化论、科学思想引进中国的文化体系；但是，他也没有放弃过从中国文化的自性中去寻找积极的因素，并小心呵护它的成长。

所谓“破”，则是拆除，就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除去那些腐朽的内容，扫出一片可以安放新文化的空地。鲁迅一生的奋斗，所做的主要还是“破”的工作。他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旧思想文化的领地里逡巡，不断揭露日已颓废的旧文化的专制和陈腐的本质，“揭示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早期小说，某种意义上所描述的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统治下人们苦痛的生活状态，并通过再现人物的苦难生活有力地揭露和鞭笞着传统思想文化对人的戕害。他的大量的杂文，像匕首与标枪一样犀利地深入到了传统思想文化深处，并将其中陈旧与腐朽的东西逐个加以扫除。

孟子曾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从建设到批评，鲁迅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

当他在失败的无奈中感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的时候，他深深地懂得，在一片废墟上进行建设，那是多么的困难。必须为新的建设清扫出一片场地！

可是，暗夜还在弥漫，自己却无法为改变社会现实尽一份力。

鲁迅陷入了深深的虚无之中。在S会馆的那些日子，他度过了一段人生最为消沉与颓丧的生活。他让自己沉醉在钞古碑的无聊中以抚慰虚无的侵袭。那些时候，“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他任凭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

鲁迅说：“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

好在，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选择，否则，我们今天无法看到一个叫做鲁迅的思想家，而是一个被沉默压垮的人。他没有被暗夜所吞没，他终于走出了暗夜的屋子，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

历史，从来就不全是必然性的总汇，有时，一些偶然性的参与，常常让历史显得更加精彩、曲折与迷离。我当然不排除鲁迅在沉寂十年之后走出书斋的必然性，但我还是愿意将这无量功德归于鲁迅的同乡好友钱玄同名下。在钱玄同的劝说下，鲁迅终于答应“也做文章”了。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之间那席早已传为美谈的对话，终于在鲁迅对暗夜的绝望之中，闪进了一丝希望的微光。“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终于将信将疑，觉得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有。”

一个迂回之后，当鲁迅再一次直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他不再着意于“建设“，而着意于批评，不再着重于“立”，而是侧重于“破”。他要清理出一片可以让西方科学与理性精神自由生长的思想文化空间。

最早进行鲁迅批判的作家是李长之先生。他在《鲁迅批判》一书中，将鲁迅的精神进展分为六个阶段，并将1918年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之前的一段时期称为鲁迅精神进展的第一阶段：成长和准备期。李长之的批评虽然很早，但构制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