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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东岳庙是小刀会众醵资兴建的一座极乐庵的庙产。”李绶武道，“强征地方会党的产业，又不予人好处，自然要闹哗变了——贺先生请再看这几份档案。”说着，索性将底下那几份文件往几上一扇铺开，作孔雀开屏之状。

摊在表面上的同样是民国十八年签报的一份公文，具衔的是山西大同县政府，注明副本呈古物保管委员会，说的是云冈石窟佛头遭宵小盗斫九十六颗的一宗案子，县府呈上这份公文的目的是在说明释放该案首谋邢福双的原因。但是详细叙述其原因的附录文件并不在卷中——它被人签了个“永平”字样便消失了，空留骑缝的半个蓝色“机密”印章残迹。

“这邢福双是居伯屏引进来的谍报人员！”贺衷寒显然又是一阵骇怖惊恐，连声音都抖颤起来：“‘永平’是戴笠的化名！”贺衷寒再往下翻去，紧挨着大同县政府这一宗文卷底下的却是与宿迁和大同两案全然无关的另一件事。此事贺衷寒原本是极为熟悉的——

原来是不久之前的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老头子”在老漕帮万砚方的建议之下忽然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以及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等各本兼专附之职，围绕在“老头子”身边这一批死忠之士便商议着该如何挺护故主复出，而有“三民主义力行社”等大大小小的组织相继出现。照说贺衷寒是此中极为核心的分子，对于一切筹措布置可说是不论巨细靡有孑遗。但是眼前的这宗文卷贺衷寒却从未过目——它是由一个署名“佑洪”的人所写的。乍看之下，贺衷寒还以为“佑洪”又是戴笠的化名。然而往下再看去，竟有“老头子”朱批：“速向戴先生请示，勿误！”显而易见，这“佑洪”当非戴笠本人。且可能由于“老头子”行文过于心急，竟然在“勿”字上多点了一点，使之几乎成了个“匆”字。以“老头子”书写习惯言之，即便那字写至中途发觉有误，也要一气错写到底，最后再圈去重写，是以批文上留下了明显的涂改痕迹。

至于这个“佑洪”的呈文内容，贺衷寒更以为是不可思议的事，它根本无关乎政军要务，大意不过是向“老头子”报告：“远黛楼”旧址已经寻获，证实是位于上海苏州河北岸、美租界外一处叫做黄泥塘的地方，现址已经封锁，日内即可鸠工整顿。所欲“敦请”“老头子”“钧裁”的部分是“趸迁日期”。

贺衷寒前思后虑，硬是悟不出“趸迁日期”之意为何来。试想，自民国二十年秋，“九一八”事变以降，举国所关心注目者皆在抗战一事上。无论重攘外抑或重安内、先剿匪还是先抗日，要之“老头子”的一言一行，可谓动见观瞻，也因此才有下野徐图之议。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时刻，怎么还会有迁居至某楼旧址之类的文卷上呈？而“老头子”又怎么会急批交发戴笠处分，甚至写错了字的情境出现？此外，倘若呈文者“佑洪”所请示的是迁居日期，又怎么用了“趸迁”这样一个怪字眼？再有一个，便是这“远黛楼”看来真是十分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它的来历了。贺衷寒且迟疑着，倒听那李绶武昂声说道：“贺先生要是想不起‘远黛楼’来，我捱那居先生一顿好打可就有些白白生受了。”

贺衷寒再几转念才想起那日居翼向窗外瞻望，发现李绶武在总部门外逡巡顾盼，状似十分神秘，才将之挟入质问。不料一进门，就让居翼瞅出了身份来历，还用老漕帮当年在远黛楼遭遇劫难且获救的一节掌故来考较了这年轻人一回。李绶武这么一说，贺衷寒便略见恍然了，道：“那日听居翼和你老弟说什么楼塌了，某人救出八八六十四位元老而不费一刀一枪，还说什么某人姓钱，是那钱静农的祖上——可是这既是前清时代老漕帮的家务事，又怎么同大元帅扯上牵连？又如何与戴笠有关联？”说着，他顺手将桌面上剩下的七八份文卷一一抓起，随目瞬过，见有请老头子裁示的、有向老头子报告的，有申请经费的、有建议人事的，有的随文附上了厚甸甸一份计划书、有的寥寥数语闲话家常……其间共同之处皆是批文：得交付戴笠处分。

“请恕在下直言，”李绶武顺手将之前那几份包括发电厂调查报告、宿迁县东岳庙改建演讲厅征收案、云冈佛头盗斫处置说明以及由“佑洪”签呈的远黛楼请示等四份文卷收理在手中，整整齐齐摊平在几沿儿上，才接着说道：“贺先生要是肯耐下性子仔细玩味，便能寻摸出这些文卷之间牵丝攀藤的关系；也就知道大元帅为什么在军务、财务之上，犹且独重特务的发展；又为什么在这么些个同乡亲近之中唯唯对戴笠委以那么些鸡零狗碎的任务——其宠眷之隆、信赖之深、倚仗之重，更不是旁人所可僭越的了。贺先生方才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