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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己而已。历史的逸闻前景应是同属一类的所有科学的因果关系猎手、所有的小说家以及见闻作家的竞技场，这么说是完全恰当的。当因为某个妒忌的廷臣想要离间某个将军与他的妻子的亲密关系而相互角力的时候，他们之间引发了多少的战争啊！有多少战斗是因为荒谬可笑的偶然性而得胜和失败的啊！只要想一想18世纪是如何撰写罗马历史的和今天是如何撰写中国历史的！想一想“代”�e　Dey）用苍蝇拍拍打总督的故事以及其他类似的因为一些喜剧性的动因而激活历史场景的事件！就一切都明白了。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和亚历山大的死不是就像一个陷入困境的剧作家的金蝉脱壳之计吗，汉尼拔不就是古典历史的一个简单插曲、一次出乎意料的闯入吗；或者说拿破仑或多或少不就是一出情节剧的一个“过渡”吗？任何想在历史可见的具体事件的任何因果系列中去寻找历史的内在形式的人，如果他是诚实的，常常会发现那不过是一出不连贯的、滑稽可笑的喜剧；我完全可以设想，在《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Cleopatra）》中，酩酊大醉的“三雄”�iumvirs）的舞蹈场景（几乎被忽视、但却是那一极其深刻的作品中最有力的场景之一），是出自于对历史悲剧中君王们的实用的历史观的蔑视。因为这正是那常常支配着“世界”的方面，是激励有野心的少数人去介入世界的方面。正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只盯着这个方面，只盯着世界的理性主义的结构，卢梭和马克思才确信他们能通过一种理论来改变“世界的进程”。甚至有关政治发展的社会的或经济的解释——今天的历史著作还在试图对某一最高理想给出这样的解释（尽管其生物学的模型不断让我们对那种因果关系的基础产生怀疑）——也一直是极其浅表的和多余的。

拿破仑在比较关键的时刻对世界生成的深刻逻辑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并且在这些时刻，他对自己多大程度上即是命运、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命运总能未卜先知。他在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初曾经说：“我觉得自己正在趋向一个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目标。一当我达到了那一目标，一当我成为不必要的，一粒微尘便足以将我击碎。在那之前，全部的人类力量也不足以抵挡我。”这当然不是实用主义者的思想。在这种时刻，他能预知命运的逻辑对于特殊情形，比如优秀的人物或更有利的局势，所需求的是多么之少。设若他本人是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在马伦戈（Marengo）被打败了——那样的话，他所显示的意义，也会以别的形式被实现。一个曲调，在一位伟大的音乐家的手中，就能有十分丰富的变化；对于一般的听众来说，它是整个地被变换了，而实际上，其本身根本没有改变——这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德国民族统一的新纪元是通过俾斯麦这个人而完成的，自由战争（Wars　of　Freedom）是通过广泛的、几乎可以忽略不提的诸事件而完成的；但是，这两个主题，用音乐的语言说，都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出来”。即便俾斯麦早就被除职了，即使莱比锡战役打败了，对于1864～1866～1870年的系列战争，还是会有外交的、王朝的、革命的或经济的事实（作为一系列的“转调”）来替代——尽管不要忘记：西方历史，在其自身的观相的丰富性的压力下（要把观相的这种丰富性与观相的类型区别开来，因为甚至印度历史也有那种观相类型），在决定性的时刻所需要的——可以说——是对位学上的强重音，即战争或大人物。俾斯麦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要不是普鲁士国王的政策（更准确地说，个人趣味），民族统一有可能早在1848年春就已经在比1870年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实现了；不过，又一次，根据俾斯麦的说法，这将可能只是十分平淡地实现出来，以致这样或那样的一个结尾（coda）都可能是紧迫而又必要的。此外，那个主题——新纪元的意义——并不会因为那些具有这样或那样形态的事实而整个地发生改变。即便歌德——可能——年轻时就死了，但他的“观念”不会死去。即便《浮士德》和《塔索》没有写出来，它们也会在一种深刻的神秘的意义中“表现出来”，尽管它们会缺乏诗人的阐释。

因为，即便说高级人类的历史要在各伟大文化的形式中实现出来是偶然的，即便说这些文化中的一种于公元1000年左右在西欧的觉醒是偶然的，可从觉醒的那个时刻起，它的路线图就已经被划定了。在每一时代中，都会有无限丰富、令人惊异的、不可预见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展现在具体的事实中，可是时代本身是必然的，因为生命的统一性就在它的里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