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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方法看上去“很温柔”，其实比“挨枪杆子”更让人难受。唐太宗直白地对人说：“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唐太宗对人性的洞悉相当深刻。人都是有羞耻心的，没有羞耻心，不就是禽兽了吗？得唐太宗衣钵的，后世大概要算清朝的雍正了，雍正将要“处理”年羹尧之际，有不识相的钱名世还在使劲地为年羹尧“歌功颂德”，“极尽谄媚，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刑部果然从快从严搞“严打”，判决立斩，并连族连坐，让雍正来“审批”，雍正却出人意料，给了钱名世一条“活路”：不杀，“革去职务，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所居之宅”。让钱氏及其家族一辈子乃至数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不起人。给人精神行刑，真是厉害啊！

唐太宗用这方法来反贪腐，效果虽好，却是无法效法的。在操作层面上，这事最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者，必须开大会搞斗争，这条件好说，我们动不动就开会，干什么事情都难，开个会不难；二是贪官所贪必须为实物，比如绢缎比如麦麸比如大包小包大礼包什么的，这让他当搬运工才有好看，但现在一张卡一个信封，放在贪官肩头背回去，起不到表演与示众的效果；三是必须为小额数目，若人家一贪就是百万千万，你还贪什么奖什么吗？你还贪多少奖多少吗？那贪官们会笑傻。

对待贪污犯或者其他犯罪，是让大家戳其背心，还是让一颗子弹穿其膛心？这两者到底谁轻谁重？我们姑且撇开这两者谁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话题，单从唐太宗施行这个方法的出发点来“研究一下”。唐太宗这个方法是立足于人是有荣辱感的。是人，都有荣辱感，如唐太宗所说，没有荣辱感了，那不是禽兽了吗？基于这一点，唐太宗与雍正便在人的荣辱感上做文章，利用人的荣辱感来“讲政治，讲正气”，来反*来倡廉政。他们叫贪官背回赃物，或在其门楣上刻门匾，或在其脸蛋上刺黑字，目的是培养其“耻感”，当人的“耻感”树起来了，那么“慎独”意识也许就强了。

暗权利 第一章（13）

9．贪官为清官奋力跑官

江湖险恶，官场也险恶。莫说官官相护是一种常态，官官相残也是一种常态，上级杀下级，下级杀上级，平级杀平级，不也多有耳闻？泼硫酸者有之，动刀子者有之，下毒药者有之。

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因为有“笔架山”的美誉，由一个县教育局长直接升为浙江淳安县长。这下可好了，原先当的是条条上的官，要搞肃贪风暴也只能在教育系统内部搞，影响不大，现在当上了县里的一把手，那整个行政系统不都在其肃贪掌中？海瑞上任不久，时任中央都御史的鄢懋卿来浙江视察，中央要员不请自来，那不喜煞人了吗？千里迢迢都要上京去送礼，现在家门口就可尽“地主之谊”，多好的事。可是这事情被海瑞给搅黄了。海瑞给纪检书记鄢书记写了一封信：您说您“素性简朴，不喜逢迎”，可是我听说了您所到之处，“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金花金段，一道汤一进”。如此名实两乖，到底是您做一套说一套，还是地方官员误解了您的意思呢？鄢书记看到这信，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又抓不到海瑞的小辫子，一气之下，不从你那里过了。这下让那些准备了大把银子的当地领导个个气愤，都说海瑞把自己的前途给搅了，海瑞的直接上司严州市长把他喊到府里臭骂了一顿：你多大的破官，你不升官不发财也就算了，干吗阻了大家的升官发财路？

浙江的官员都恨死海瑞了，可是找不出海瑞有什么错啊，把他干掉不可能，把他搞下去却一点把柄都没有，左思右想，思路跳出来了：我们罢不了你的官，我们还升不了你的官么？于是大家都给海瑞唱赞歌，都说海瑞能力超群、清廉无比，政绩突出，这样的人不用那是国家的损失。海瑞的政声马上上达朝廷，朝廷觉得人才难得，于是先把海瑞调出浙江，“另有重用”。海瑞从浙江官员名单中清除之后，暂时挂在“拟用”名单里，这下入了鄢书记的笼子了，鄢书记说这样的人还得先在地方历练历练，所以，一下把海瑞调到了江西兴县，不升也不降。

这下害苦了江西官员。海瑞那臭脾气依然没改，到任没几天，就向豪强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