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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理解，很多年以来，他一直真诚而理性地看待着我。”

但是在内心深处，安徒生对于1838年索伦？克尔恺郭尔的那篇残忍的批评，却一直没有予以赦免。1855年，在这位哲学家去世之后，安徒生一直在用心良苦地去通过另一个人的嘴，来批判克尔恺郭尔，例如创作于1857年的小说《生存还是毁灭》中的埃丝特，尽管她“钦佩那些有天赋的人，但是对于穿越语言的漫漫征程而到达思想的圣殿却感到越来越厌倦，对于她而言，这样的路途太漫长，而她所发现的思想之苗却还没有发芽。”

无论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还是索伦？克尔恺郭尔，两个人的生命中都饱含着对童话故事的热爱，他们同样关注着童年以及童年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人似乎并不像他们在对抗以及相互揭短、相互诋毁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老死不相往来。很多人都曾经指出，在1838年那些情绪低落的日子里，克尔恺郭尔对安徒生的评价实际上要远远高于他的表现，这一点是英吉曼第一次指出来的。在他的第一本书结论部分，这位哲学家以令人费解、略带修辞的方式承认，和从前作为一位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相比，作为一位读者，他在这本书中，完全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安徒生进行着评论。用英吉曼的话说：

“也许他（克尔恺郭尔）对您的评价比他所承认的要高得多。我相信，尽管结论部分的语调有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压制，但仍然暗示着一种友好的姿态。但是，在大声对一个人责难的同时，又在耳边小声承认自己的赞扬和认同，一方面用公开的文字表达自己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在用无形的笔墨书写自己的感谢和赞赏，这显然是一种思想狭隘、有失公允的做法。我希望他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改变对待你的方式，就像从前在你耳边低语那样真诚地大声说出心里话，让那些无形的文字真正见得天日。他对你的读者和他本人的读者以及你和他自己所亏欠的，也不过就是这一点。”

在英吉曼写给安徒生的这封充满理智和宽慰的信中，他在字里行间所要求的，不过是让克尔恺郭尔纠正“他所失去的那一半观察力”，比如说，如果进一步了解《写给孩子们的童话故事》这本书的话，克尔恺郭尔也许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观点，而克尔恺郭尔却从来没有这么做。但是，要结束这个发生在幸运作家与霉运哲学家之间纠缠不休的故事，我们还需要看一看，针对如何给孩子们讲述故事的技巧，克尔恺郭尔在1837年写的一篇文章是怎样构思的。当时，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已经出版了9卷。克尔恺郭尔撰写这篇文学专著，部分原因是反驳他的导师保罗？马丁？穆勒，并对他关于过度阅读神话会有不良后果的观点提出异议。事实上，克尔恺郭尔的这篇文学专论一直没能最终完成。克尔恺郭尔认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需要的只是神话和优秀的童话故事，而不是“诗一样的格言”。同时，他又提出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童年在人生当中是否具有独立的意义？”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其实也正因为如此，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世界才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出现在孩子们的面前。

永远的对手（3）

穆勒曾经警告说，不要给孩子灌输一些虚幻的故事，这样会让他们在漫无边际的童话世界中误入歧途，与此相反，克尔恺郭尔则主张用童话和传说去充实儿童的心灵。当然，苏格拉底式的童话可以唤醒儿童求知和探索的欲望。“重要的是，以各种方式把诗和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培养他们锻炼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克尔恺郭尔写道。他强调，没有必要去刻意回避童话故事，因为童话故事可以为儿童与生俱来的畏惧心理创造出一个空间，而这种畏惧心理则来源于儿童所固有的生动的想象力。克尔恺郭尔认为，童话具有心理上的净化作用。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一阶段里，孩子们需要通过童话中的刺激和紧张来表现和释放这种内在的恐惧，这是任何一个儿童都无法回避的人之常情。而克尔恺郭尔的处方很清楚：“神话和优秀的童话故事就是孩子们所需要的！”

正是凭借这种童话故事具有治疗作用的观点，索伦？克尔恺郭尔预见到了纯粹的现代儿童心理学学派，而许多年以后，布鲁洛？贝特尔海姆等人则成为这种学派的代言人。这种学派的宗旨是，童话不仅有教育和培养作用，而它所包含的救赎性词句还可以让孩子们的情感得到释放。克尔恺郭尔认为，我们现在送给孩子们的童话既不能老掉牙，但也不能过于甜蜜。故事的讲述者不应该是一个和蔼的老大叔，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去激发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