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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1829～1833年间，汉斯？克里斯蒂安作为一名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初露头角，甚至还赚了一点小钱（虽然他仍旧依靠别人的资助过活），但拒绝帮助在欧登塞已经穷困潦倒、正饱受酒精中毒的煎熬的母亲。而在安徒生的文学作品中，他则常常跪倒在圣母玛丽亚的膝前。在1836年的小说《O*9郾T*9郾》中，他描写了人物奥托？索斯特鲁普，讲到“要以罗马天主教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母亲”。

在安徒生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他母亲的爱的宣言。在1823年的《致我的母亲》一诗中，他写道，在他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他的母亲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生母。如果说一个儿子能在他的作品中，以“你是我快乐的源泉”这样的措辞，直接地赞美他的母亲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为什么他在1819年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离家远走。而且显然在他抵达哥本哈根之后，或者说在他以后的人生里也从未害过思乡病。看起来，似乎安徒生不得不在他的洗礼以后，尽快逃离欧登塞，不仅是为了加入皇家剧院，同时也是为了开创他人生新的篇章———正如他在作品《O*9郾T*9郾》中所说，建立“他自己的高贵族谱”。自他第一天抵达首都之后，这个果断而且雄心勃勃的男孩已经树立了他的人生目标：开创新的家庭，结交新的朋友，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失去、抹去他以前的家庭历史。

在他母亲最后漫长沈闷的生命中，从1822年她第二任丈夫去世后，直到她在博德医生的救济院里去世，她的儿子安徒生从未给过她任何经济援助，就像在1820～1825年间一样。尽管他当时正在斯拉格尔斯上学应试，接受国库救助，但几乎所有钱都装入了校长米斯林的口袋。在接到他母亲的求助信后，汉斯？克里斯蒂安也只会偶尔地寄给她一些衣装费。在1824年，他曾向他的祖父周转过1/4的遗产寄给他的母亲。但在1825年后，安徒生并不是像他自己早期诗歌所写的那样，寻找一种“精神安慰，而赡养他贫困的母亲”。最明显的是，他总是隔很长一段时间，才给他的母亲写信，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徒生并没有做到他在19世纪中期时在学校散文中所写的“子女有照顾父母的责任”：“没有什么人比那种背弃父母的人更邪恶了，因为正是他们给了我们生命。”

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那现存的25封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在1822～1833年间写给儿子的信（当然她一文不识，必须央人代笔），我们就不难发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与关系。他是一个在外面大世界受高等教育、学识渊博的儿子，而她只是一个文盲，在家里那个小世界里贫困的老母亲。她必须时常提醒儿子她的存在，央求他寄点生活费。从来都没有任何亲密和知心的对话———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母亲不会写字，长年以来，都必须由5至10个不同的人代笔。

1825年春，安徒生的母亲作为一个乞丐被接进格拉布罗德医院，那是一个专门收容贫困老妇人的救济所，在顶楼的右面，有一间放着16张床位的房间。没有人再让她洗衣干活了。她越发酗酒，终于导致了最后可悲的结局，而此时，她儿子的人生却熠熠生辉。

他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832年的夏天，当时安徒生在菲英岛待了1个月。他舒服地住在陆军中校霍？古尔德伯格家里，或出没于菲英岛的布拉姆斯特普、霍夫曼斯盖夫、桑德拉姆盖德和利克施尔姆城堡各处他曾经暴食暴饮的地方，参加以前家族的各种社交活动。安徒生曾在8月3日给爱德华？科林的家信中提起：“在利克施尔姆，他们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想方设法地探知我的愿望，给我所有我期望的东西”。当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在欧登塞的救济所耗尽她最后的生命时，她儿子正在霍夫曼斯盖夫花园表演，在布拉姆斯特普听着华尔兹舞曲，在地主们的簇拥下，乘着四轮马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游玩。他从未想过要前往欧登塞，他写信给爱德华让他再寄10个银币给他，以继续下一步旅程，说到他路过了故乡，但没有提及他的母亲。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所有的东西都只是一片昏暗。对我而言，好像我已经死了，而现在只是回到了一个另一种方式生活和嬉戏的地方。我感到不安，对斯加兰德有一种连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渴望。”

1年以后，在1833年11月，安徒生的母亲去世了。2月，她寄走了给她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她感谢他给她寄了1个银币，也称之为是“这些日子以来对我最热忱的帮助”。两个星期后，在1833年3月13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