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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秦学”研究不断推进

2004年5月31日，我应邀到现代文学馆讲“秦学”。文学馆老早就搞了关于“红学”的系列讲座，请了不少专业人士演讲，也请了王蒙、胡德平等知名的“红学”票友开谈，从那活动一开始他们就跟我联系，但我拒绝了两年之久，直到那一天才终于打起精神去开讲。我懒得到那里去讲，并没有什么隐秘、深刻的心思，只不过是性格使然。我说过《红楼梦》十二钗里我最喜欢的是妙玉，人谓讨嫌，我心向往。人能绝不害人，而在自尊自爱的审美境界中活到那样率性的程度，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人群里，都是很不容易的。　那天去了以后，发现文学馆那有380个坐席的演讲厅里是爆满的状态，因为座位不够，把餐厅里的一些椅子也搬了来，我开讲以后，陆续赶来的听众有的找不到坐处，就一直站着听。后来知道，还有天津的人士从网上看到预告后，特地跑来北京听这讲座的。看见有这么多人支持我的“秦学”研究，顿时兴奋起来，于是我恨不得把全副心得和盘托出，越讲越来劲儿，规定是讲一个半小时，我却一口气讲足两小时，而听众们竟然都坐在或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我侃，我非常感动，也觉得非常过瘾。　演讲结束后，一位听众跟我说，她原以为我所谓“开辟了‘红学’新分支‘秦学’”的说法，即使不算哗众取宠，也是自我夸张。但她听了我的演讲后，尽管多有“不能苟同”之处，但这下是真的觉得，我对《红楼梦》的这种解读是具有学术性的，是从文本出发，是原型研究，思路缜密、逻辑清晰，而且确有创见。她，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鼓励，于我是极其珍贵的。　我如此自尊、自信，并且渴求理解、支持，是因为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我很幸运，自从事“秦学”研究以来，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点与鼓励，民间都公认周老是“红学”泰斗，成就斐然，并且不断出新，但周老却坚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这个现象也颇耐人深思。　我从1993年开始发表关于“秦学”的文章，1994年辑成《秦可卿之死》一书，1996年修订过一次，到1999年又扩展为《红楼三钗之谜》，2000年后，我把研究的触角推进到对康熙朝废太子胤礽及其儿子弘皙（也就是康熙的嫡孙），揭示出他们跌宕起伏、诡谲多变的命运对曹雪芹家族荣辱兴衰的巨大影响，以及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从中采用了哪些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细节原型作为艺术虚构的资源，这些成果在2003年又形成了《画梁春尽落香尘》一书，到目前，我的“秦学”研究仿佛山溪终于流出窄谷，奔泻到了更广阔的田园，形成了一条自成形态的河流，于是，在书海出版社的支持下，又将上述著作加以修订，并增加了约7万字的新稿，构成了这本《红楼望月》的新书。书里还特别收入了我在人民网与网友论“红”，以及在现代文学馆演讲的记录，以更凸显我那“‘红学’研究非少数学术权威或学术机构的垄断领地，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这一诉求。我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在公众共享的“红学”大花园里，我这“秦学”当然只是生在一隅的小花，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要在所有善意的批评、平等的争鸣与热情的鼓励中，努力把自己的这朵花开成浑圆。 刘心武 2004年8月10日于温榆斋

红楼望月——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而作

以前似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林黛玉进荣国府所看见的匾额对联，有着那么丰富的喻意。她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三个字是“荣禧堂”，这显然是取材于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南巡以织造署为行宫，为曹雪芹的太祖母孙氏题下“萱瑞堂”的史实，以前能注意到此的，都以为曹雪芹不过是下笔时以家史略作点染罢了；但接着又写到林黛玉看见一副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