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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常常带慈祥的笑容，又很讲究礼貌，雍容大方，有点贵妇人的气派”。旁人都爱议论的，是江冬秀那双小脚。她很听胡适的话，订婚后，胡适从美国来信，要她“放成天足”，胡适之妇，不当畏旁人之言也”。冬秀的确按未婚夫的要求放足了，但没有“复天”，程先生眼中，“她的小脚只是肥了一点”，“当我搀扶她上下电车时，我很纳闷为何她的小脚上总是著一双有后跟底的很小号的皮鞋——穿那种皮鞋，鞋头要塞一些棉花才合脚。在那（20世纪）30年代，缠小脚的老太太还很普遍，流行的是穿平底绣花鞋。我有一次劝她去买绣花的小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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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3）

“我穿惯了皮鞋”。她微笑地说。我想，只有穿皮鞋才是她衣著上仅有的一点时髦。这是江冬秀这位大教授夫人的从头到脚的加饰。

手上呢？程先生回忆说，“冬秀外婆除了常年手上戴一只赤金的桶箍戒指外，别无珠宝首饰，这在当年上流社会夫人中很少见的。”

对于江冬秀的节俭，程先生顺带向笔者讲了一件事：上海“孤岛”时期，他的胞兄法善结婚，要向女家下金饰聘礼。冬秀外婆知道后，欲为程家节省点钱，就巍颤颤地到古拔路竹垚生（胡适好友、银行家）家里，打开代存的一只老式木质“百宝箱”，取出一付沉甸甸宽厚的刻花金镯，足有4、5两重——“这是婆婆留给我的，现在就送给法善充作聘礼吧。”那知这付金镯子是银质包金的，样式又太老旧，被女家退了回来。

1939年冬，江冬秀在上海过她的50岁生日。胡适早些日子从美国寄来慰问信、捎来了礼物——一只圆形的金质挂件，里面嵌了蝴蝶标本。睹物生情，“没料到冬秀外婆对着我母亲抽泣起来。我母亲也陪着垂泪哩。”程法德先生说：“冬秀外婆就是这样一位不尚奢华，通情达理，又会自我消遣（主要是叉麻将），有时说话风趣而内心富有感情的女人。”

“外界对冬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主要是胡适这对夫妻文化差距太大，同时又不了解她。我们胡适的近亲、后人都一致认为，江冬秀实在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妇女，为人和蔼可亲。我们中没有人认为胡适的家庭是不美满的。”程法德先生补充说。

首先是对丈夫刻意但有时超过额度的爱护。她对胡适的休息管得很牢。“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尚未同衾，胡适还在美国留学时，已经这样表示了。结婚后第三年，1920年12月17日，这一天恰逢阴历十一月初八日，巧合胡适生日（阳历）与江冬秀生日（阴历）相重。多难逢的“双生日”！于是胡适写诗《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

她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她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她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我抢得快，

这首诗早被她撕了。

双生日——写诗祝贺——喊哼——抢的快——免遭殃：带着麻辣的恩爱，虽然有些啼笑皆非，但胡适确是“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男人嘛。

这一思想可真贯穿了胡适家庭生活的始终。1961年10月，江冬秀自纽约返台北（1958年4月胡适是独行返台的），与胡适团聚。南港“中研院”全体同人举行“欢迎胡太太茶话会”。胡适即席说：“我是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寂了。太太来了之后，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分拘束，就少了一分自由。我的太太每个星期要到城里住一二天，“我又完全自由了。”接着他充满美好回忆地谈了当年美国留学归国返乡，走了一天路去江村相亲，“还是看不到她”的那段趣事。最后说：“我有两句诗：‘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这就是说有了拘束。‘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可以在今天PTT俱乐部里对全体同人说的话。以后欢迎同人到我家里来玩。”

“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的具体诠释，就是胡适手指上那枚“戒酉”戒，那是在他四十岁生日时，他的太太专门定制，给他戴上去的。那一回，也恰逢北大校庆32周年，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