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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中，邓小平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转变。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派他到广西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一，与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联络。他们虽然都是蒋介石任命的，但正在策划反蒋的军事行动，并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二，接管广西省所有党的工作；三，准备武装起义。这都是极其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尽管绥靖公署主任是秘密党员，省政府主（原文有误。绥靖公署主任不是秘密党员。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是秘密共产党员。——译注）席同情共产党，但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很弱。而且，如果他们采取反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广西只与法属印度支那和广州保持着联系，而广州当时控制在坚定的反共分子手中。广西远离共产党军队所活动的任何地区。难怪当时在上海秘密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支局坚决反对接受他们两位的倡议。

邓小平先从海路到达海防，然后于9月初经陆路抵达广西首府南宁。随后又有几名党员相继来到广西，包括曾在苏联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云逸。邓小平见到省主席后，立即说服他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警备大队的大队长和教导总队的队长。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等候省主席出征反蒋。后来省主席的确和绥靖公署主任一道出发了。他们刚一启程，两位共产党员便命令南宁警备部队的一个营向西北进驻山区，另一个营镇守南宁通往河内的必经之地。他们还派可靠的人占领了省军械库，军械库里有五干支步枪，一些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几台无线电装置和大量的弹药。这些战利品是当时率领二三千人在江西南部活动的毛泽东做梦都想不到的。

省主席和公署主任的冒险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军对在广西、广东交界处被击溃，他们两人双双逃亡。邓小平和张云逸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将军械库的全部军火转移到早已在南宁港准备好的轮船上，命令他们的部队撤出南宁。邓小平率领一支部队乘轮船沿邕江及其北边两条支流逆流而上，在平马（现在的田东）等待张云逸率领的第二支部队。两支部队汇合后，接着进军广西省西部一个偏远的集镇百色。在那里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策划起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又把苏维埃运动扩展到了中国一个新的地区。

为了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他们在12月11日这天，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名义在百色镇中心升起了镰刀斧头交叉的腹帜。在下游的平马，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集会选举出工农苏难埃政府。两个镇均未遇到武装抵抗。邓小平担任了部队的政委和前委书记。然后他又前往龙州地区，组织了第二次起义。（早在前一年的秋天邓小平就派南宁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占领了这一地区）。

1930年2月初，在临近印度支那边界的龙州，成立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神秘地回到了上海。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可能是通过无线电（经香港中转）收到了上海的指示。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自行决定回去的，党中央不太可能（邓小平赴上海汇报工作，是同李明瑞、许卓商议后决定的，——译注）在两个新建的根据地尚待巩固的时刻把他召回。另一方面，他至少面临着一个政治上的难题：如何安排绥靖公署主任李明瑞。李明瑞在广西东部受挫后逃回了龙州并一直在那儿协助邓小平组织起义。李明瑞当然想在新建的军队中谋得某项职位，邓小平也许是想与中央商量这件事。更富人情味的原因也许是他在为妻子担心。

邓在上海呆了两个月，4月份才离开。在上海，党中央决定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和红八军两支部队的总指挥，邓小平为政委。这一方面解决了李明瑞的安排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示中央对邓小平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当时总书记向忠发已不负责党中央的工作，而由组织部长李立三执掌。

邓回到了广西。这里的情况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急转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