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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被任命为秘书长外，邓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部长，并被指定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作关于这个阴谋集团的正式报告。一个月以后，他被选进了政治局，虽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但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很多同事。总的说来，高、饶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会议上，毛宣布，中央委员会（意指党的领导层）已经决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45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他概要地介绍了这次大会正式的议程，并提出党要在“一年内”，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为这次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为期十八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还要起草文件和制定详细的会议计划，但对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来说，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大改变了政治势念。在国内，中国已从新民主主义完全步入了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然谴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迷信”，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策略。

在中国，“社会主义政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1953年，政府发现，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征购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改由国家代销粮食，对那些私营面粉业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价的粮食配额。这一变化缓和了城镇的紧张局势。但是，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区缺粮。毛对此的反应是，要求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刚一开始，合作社的社员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口和农具的多少获取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即合作社的社员只实行按劳取酬。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的农场，实行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遭到破坏。

1955年4月底，党的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合作化运动要以“停、缩、发”这一方针为指导，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要继续发展，但另一些地区则要停止或倒退。毛对此决定非常生气。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他认为“停、缩、发”三字方针，重点是强调“发”，他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观点，并同他们进行一次“大讨论”，而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则提出要彻底改变农村工作部的政策。在这第二次会议上，他是以这段不久便很快传播开来的名言开始他的讲话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⑥他指出，大部分农民想实行合作化，党的任务是带领他们走向合作化；他进而指出，在从1949年算起的十八年内完全实行合作化，中国的这一目标并不背离苏联的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省委书记们都感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处于得失攸关的关头，因而他们便立即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实现农业集体化。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约有一亿一千万农户加入了三十多万个高级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确定的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在实现这个巨大的转变时，中国虽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用大规模地剥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它并没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灾难，与苏联合作化运动的后果相比，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也引发了城镇同样的运动。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要求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