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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