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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没有对民主墙的活动进行干预，大字报的作者们越来越大胆了，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以示抗议运动还向其他许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对邓小平的态度上越来越不友善。

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朗讨论邓小平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使他成为英雄，使他的政敌成了反派角色。邓小平坚信党应随时了解群众的要求，这是一条正确的原则。但是，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开始察觉到了危险。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他造成伤害。他政治上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人，如陈云、彭真。而这些人一直对党领导之外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另外，这一运动可能会破坏一些社会秩序，而邓小平以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乃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邓小平并未急于采取行动。在拟定完整的现代化政治理论之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完成了这套理论之后，就在这时，他发表了一篇谈话，这篇谈话与他1956年在“八大”上所作的报告同样重要，均可看作是他个人的政治声明。这篇报告补充了他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思想的精华，因而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邓小平是3月底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这篇谈话的。他首先回顾了逮捕“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基本上是好的，接着谈到了所面临的困难。由于有这些困难，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很艰巨的。邓小平说，他想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接着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待的”，我们要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它是“极左”（例如林彪和“四人帮”）的还是右的：　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邓小平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

关于党的领导，邓强调没有党的领导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