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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亡国之君的诗词别议

题曰“读史品诗”，首先因为这文字其实是自2005年孟秋而至2008年仲夏近三年时间内，本人应中国黄河电视台之邀，为其对北美地区直播的“天天诗词”栏目做了近500期的嘉宾，而我讲读诗词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以史为鉴。今日写来，也只是要对这一段“嘉宾”工作略作总结而已。而具体说到所谓的三个写诗的亡国之君，则也因为这三个人实在是太值得历代的文人和政治家们玩味一番了。这三个人，就是以一曲《玉树*花》而出了大名的陈后主陈叔宝，以诗词艺术而在阵容强大的古代诗人中可以占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的南唐后主李煜以及在诗书画诸方面都颇有造诣的著名昏君宋徽宗赵佶。

先说那个陈叔宝，此人原本聪明得很，从小生在宫中，受过良好教育，诗写的是相当不错的。就说那首每每为后人诟病的《玉树*花》，虽为声色之作，却是流畅清丽，描写颇为传神。他现存的近100首诗词，就艺术而言，也大都是有些价值的。然而，错就错在作为文人的他不该同时又是个皇帝。他的周围，尽是文人骚客，还培养了几个姿色可人的“文学女青年”，美其名曰“女学士”。就是这些人，每日与他饮酒赋诗，填词作赋，只是不谈国家大事。不仅如此，他还宠爱以张丽华为代表的一干淫妃艳妾，甚至与大臣们讨论国家大事，也要“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如是而已，最终闹了出“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的亡国悲剧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说南唐后主李煜，此人在位十五年，本是有时间，有条件精修武备，强兵富国，做一点大事的。因为他所统治的江浙一带原本富庶之所，鱼米之乡，且又较他的对手北方的宋朝而言战事要少得多。百姓士卒并无疲战之苦。然而，十五年间，李煜丝毫没有想起过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也从来没有想到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与陈后主一样，他所热衷的同样是令人沉醉的音乐与诗歌，当然也少不了与此相配套的歌舞女色。正因如此，当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军兵临金陵城下时，他连想都没想抵抗的事便出城投降了。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他才想起了自己身上原本应有的政治家色彩，笔下诗词也终于由那些淫词艳曲而转向深沉的忏悔与自责。

至于那个因其昏庸*而直接导致整个中国历史逆向行驶的千古罪人宋徽宗赵佶，可以说他的才华怕是要在陈叔宝与李煜两位“艺术家”之上，而他的荒淫与*，他的治国无方就更在那二人之上。必须指出，宋徽宗执政的年代，原本应当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最具备飞跃发展的一个历史关头。当时的北宋，历经神宗、哲宗二朝虽有反复但终有起色的改革，可以说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成长起来，大江南北，市易繁荣，作坊工场，规模宏起，而以沈括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学人才的涌现，又使得大宋朝在冶金、制造、火药、印刷、天文、地质等各项科技领域高居世界前列。然而，锦绣江山，绝好条件，在宋徽宗眼里不过是声色淫乐的资本而已。生辰纲、花石纲，横征暴敛无度；蔡贵妃、李师师，淫词艳曲不绝。作为皇帝，他全然不知北方的宋江、南方的方腊所反为何；作为国君，他更从不了解西北的契丹、东北的女真究竟在想什么。直到有一天，当他断送了中国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当他摧毁了当时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园地；当他和他的儿子为金兵所俘，押往北国冰城时，他才幡然彻悟，写下了那首算得上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绝笔词——《北行见杏花》，以此来“凭寄离恨重重”。

想当初，隋文帝在灭掉了陈叔宝的小朝廷后曾经感叹：“陈叔宝有那么多工夫作诗，怎么就没有时间想想国家大事呢？”而魏征在谈到陈后主时更是一针见血：“亡国之君，多有才艺。”这个评价，起码用在陈后主及他之后的李煜和赵佶身上同样是恰如其分的。

问题是，当了皇帝，做了政治家就不能写诗，写好诗了吗？倒也未必，别人不说，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例，不仅政治军事样样成功，那诗歌也无愧“建安风骨”的筋骨与栋梁。正所谓横戈马上定天下，铁笔赋诗写春秋。只不过，曹操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少了。若论治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李煜等人之上，但倘说作诗，即以文韬武略的唐太宗甚或女皇帝武则天这样的天下奇才而言，他（她）们的那些诗歌，说到了也只是因人而传，绝非因诗而贵，不信，你找出一首能有“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千古传唱的诗句来看看。

看起来，当皇帝与做诗人实在是两个关系不大的专业，做好一个就不容易了，对于想做诗人的皇帝来说，还是牺牲掉那一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