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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创作你的，你去等待知音没问题，但是我们这是传媒，是社会公器啊！

我开始时对刘春有点抵触，但是我总是个讲道理的人。手握社会公器，怎么能不为人民做点事情？换句话说，小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已经很好了，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很苦，受冤屈，你有这个工具，就该为别人做些事情，这个于人于己都没有坏处，而且你本身也出身贫苦，你父母亲也是出身于草根阶层，人不能忘本。我在说我的心理过程，主持人有无诚意，如果没有让我弄明白这些事情，要让我在电视上为民请命，那就是虚伪，那就是假的，你得让我心服口服，在商业上得到证实。原来我们以为做《文涛拍案》，说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事，会不会是理想主义的做法，没有收视率，现在看来收视是歌舞升平。真正的收视率是一个媒体要找到真正的空间，观众期待凤凰的是什么？不是其他台能做的。后来我们发现在商业上，在收视率上，社会责任、道德良心也大获成功。《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无不证实这一点。追求理想并不见得是穷酸，并不见得是和市场相矛盾。

记者：曾经有媒体把你和陈晓楠评为中国最有良知的主持人。

窦文涛：不能戴这样的帽子，这是很可怕的。直到今天我还很清醒，我不是这样的人。说得难听点，有些话不能公开讲，我觉得我是在表演，表演良知。但是为什么不能公开讲呢？讲了容易让人误解，表演良知，那你就是假的。其实也不是假的。就是我讲的，表演的第一条就是真听、真看、真感觉。我在生活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比谁的道德水平也不高，我也是贪生怕死，考虑自己第一，考虑别人第二。生活里就是这样的，你把我说得这样高肯定是害了我。那是不是就是说一个小人物、一个俗人就不能利用这个工具，为他人做点事呢？我觉得也可以。比如说矿难，我至少是个有点良心的人，我不是很高深的人，但是我至少有点良心啊，我连看都不看了，刘春说发生了这个事你上网去看看，我一看，尤其是我听到家属说“我老公我儿子父子两人一起埋在井底”。你原来是拒绝知道，现在一知道，这个感情也是真的。而我认为如果你不是真情真意，你就不要去说这样的话，也不要表达得太过了。你感触到哪个分上就表达到哪个分上。人，应该表里合一，外表和心灵应该是透明的。我担不起这个大帽子，社会责任、道德良心，我熬夜做完这个节目，做完了以后我根本就不会再去想它了。我有我生活的世界，我有我个人的世界。一个人可能就是在这两个世界间游走吧。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还是有我个人的业余时间。

记者：你在演播室里真心表达你对那些人的同情的时候，做完节目你就觉得你和那些人就无关了？

窦文涛：对，那是我的工作。有些话可能说着不好听，从根本上讲，我可不是什么道德战士，对新闻有什么追求，我不是这种有家国情怀的人，因为从根本上讲，最大的问题是饭碗的问题。我是拿着这个饭碗吃饭，我就没法说我是道德良知的代言人。中国有些环保主义者，比如说梁思成的儿子，那些人是，我们可不是，我们是混碗饭吃。如果说我不拿工资了，我义务地做这件事，也许你可以这样来形容我。拿钱的你就没脸这么说，只能说你也只是个庸庸碌碌的一般人。但是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我有这个饭碗，有这个生活，是观众给我的呀。我是一个摆摊卖艺的，不是一个道德卫士。这件事的本质是民众他们掏钱给我，让我给他们讲这些话，是这么个职业。

记者：你原来评价自己是个手艺人，现在呢，还是手艺人？

窦文涛：还是这么个人，只不过是更明白自己的本分。过去，《锵锵三人行》讲得更多的是我个人的一些生活感受，这些也能吸引观众，但我认为这个节目比较地说是一个小众传播、某个社会小圈子，大概是和我同声同气同趣的这些人关注。但是后来关注社会问题，你会发现它影响到的是更广大的人群。在这个意义上，凤凰也改变了我。做这些事情，很累。从一个人本能上来讲，做这个事情风险很大，需要动更多的脑子，因为很容易犯错误，因为都是很敏感的事情。再一个非常累，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工作量。可是因为我对这个角色的认识，觉得做这个事对别人总是有好处的吧，那就去做。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所以说凤凰改变了我，过去我两耳不闻窗外事，现在我要学习。因为过去我并没有和民工、矿工接触过，对他们的疾苦不了解，这样就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琢磨，去感同身受，看很多资料。所以问题来临，凤凰要我做两个节目，不是说我个人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