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4 页)

弗雷德里克？勒？布雷的思想既不反对革命也不主张自由主义。他的原意是试图通过社会学上的观察来推进家庭事业。勒？布雷反对国家扩张，希望通过家庭更幸福、把幸福定义成“美德加面包”来重现公众社会的光彩。在《欧洲工人》（1877）中，他写道：“私人生活的特征烙刻在了公众生活中。家庭是国家的根本。”但是，勒？布雷是站在自由党派的对立面的。他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中私有利益的自私自利、泛滥的都市化和工业化，对“十诫”和基本道德戒律的忽略，都导致了可怕的灾难——无产阶级化。为做补救，他提出了所谓的主干家庭的复辟，主干家庭的财产只让父母选择的唯一继承人来继承（在比利牛斯山脉，这种没有分割的继承财产称作melouga；在热沃当，则是oustal）。勒？布雷对主干家庭和《民法典》所确立的将家庭财产平均分给所有孩子的家庭，以及把家庭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世袭家长手中的世袭家庭进行了对比。他坚持认为等级划分不仅仅是“自然的”，还取决于天分和功绩。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成功的家庭（4）

等级制度是平衡的一个条件。但是领导者也必须考虑和保护他们的属僚。“社会问题”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干预是赞助人没有履行他们职责的结果。家长制度和赞助提供了最好的一种社会关系，父亲自然是家庭的主人。然而勒？布雷和他的信徒埃米尔？彻松还认为家庭主妇的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在勒？布雷的专论里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低层家庭里母亲的角色、责任和权力，以及有关家庭琐事的大量信息资源。

勒？布雷的思想和“社会改革”大概是19世纪最先进的思想和运动，它让家庭成为了他们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再加上共和党派及其支持者涂尔干社会学团体的胜利，这些先进的思想变得声名狼藉。家庭是这个时期的无辜牺牲者，在这个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都失去了对家庭研究的兴趣。

在*主义否认私人生活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之前，社会主义者认为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所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都批判家庭，但没有人主张取消家庭。同样也几乎没有人幻想推翻家庭传统的性别角色，这是因为性别天生不平等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当时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有傅立叶、阿方丁、女权主义者克莱尔？德玛尔和19世纪4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比如西奥多？德扎米，他的《社团法规》就反对卡贝在道德及宗教方面严格的“家庭主义”。德扎米宣布“不要破碎的家庭！不要专门养育小孩的家庭！不要家庭主义！不要婚姻统治！婚姻自由！男女完全平等！离婚自由！”而卡贝抨击自愿独身主义，认为“同居和通奸”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美国的城市诺伍，卡贝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组织。卡贝发现他自己会与那些拒绝把她们的华丽衣服换成统一制服的妇女们争吵。

关于两性之间的性别角色和关系这两方面，傅立叶的激进主义是个例外，而且“绝对极端”。尽管他宣称妇女是“无产者的无产者”，但他也看到了解放妇女是进步的关键，“妇女特权的扩大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在傅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里，他提倡完全平等、角色的内部转换、选择性伙伴的完全自由、晚婚和简易离婚。他在对人口增长的担心中体现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思想，但他根本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拥护者，他倡导计划生育和流产。傅立叶在性方面的激进主义让他的信徒，包括康斯德兰特和女性追随者佐埃？加蒂？加蒙都感到害怕。佐埃？加蒂？加蒙删除了他的著作，拒绝出版最激烈的著作《新社会的爱情》。由戈丹在久塞（在恩河流域）建立的空想社会主义团体拒绝承认所谓“最重要的”美德。此外，戈丹自己的伴侣，就像其他“伟人”的妻子一样，被推到了幕后。

跟随阿方丁的圣西蒙徒，大多数的共产主义者和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例如皮埃尔？勒鲁、龚斯坦丁？皮卡秋、路易？布兰克，甚至弗洛拉？特里斯坦都赞成家庭形势现代化、包括教育平等在内的男女平等和离婚的权利。但在他们的眼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仍是核心家庭的基础。核心家庭是指由强大的感情联系结合在一起，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1840年以后，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包括那些在1848年认为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女权主义者）都接受了这些中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与他们要求的公民平等相适应，能给他们的活动提供实质性的机会。乔治？桑德，尽管其个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她坚定不移地支持家庭，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