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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必备的特质和事业有关——认知到事业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我们活在一个由工作、事业、亲情和友情所构成的网络中，在开创新事业时，我们会把周围的人都卷入其中，影响他们原本的计划，让他们产生新的期望和新的忧虑。由于一般人都不喜欢新的事物，同时会畏惧未知的事物，因此我们必须能够对抗周围亲友或是援助者的疑问和恐惧，甚至是消极的态度。这么一来，我们不只要对抗真实的敌人，还要面对犹豫不决的亲友。而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协助，所以不得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运用冷静的头脑和逻辑的分析来证明他们这些忧虑都是没有根据的，并且还要替他们打气、作出保证，用自己的活力鼓舞他们。

第三个要素是可塑性和可以妥协的能力。乍看之下，这好像和前面的两个特质完全相反。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目标和前进的大方向，至于使用的方法和要走的路线，则应该依据渐渐浮现的现实状况而有所改变。如果花费过高，应该减少支出；如果有法律问题，就要改变做法；如果无法自己一个人进行，就去找合作对象或是结盟；如果无法实现所有的目标，就去寻找其他的机会和时机。在助手方面也不要过于顽固，并不是所有在一开始就参与的人都能到达终点，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放开一些伙伴，并且和一路上遇到的其他人合作。

第四个要素就是了解并善用人们的能力。我们必须发现合作伙伴的真正能力，包括他们的潜力、缺点和极限；我们必须事先察觉到这个人是真的聪明或是只有表面功夫，那个人是天才还是大骗子，哪些人真的努力工作？哪些人真正忠诚？哪些人是高明的骗子？我们也必须有能力挑选一些可信任的、在遇到危险和灾难时不会逃走或背叛的部属。许多人很容易被人们的外表或甜言蜜语所迷惑，让自己的身边围满了毫无忌惮的冒险家、骄傲笨拙的人，以及贪婪的奸商。相信这些人就等于是把梦想建筑在沙子上。

自私与无私

在社会、历史、每一个人体内，甚至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都有两种不同的“灵魂”存在。一个是自私、势利，只会为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的灵魂；另一个则是无私、利人，会被他人感动、希望别人也能得到好处的灵魂。

第一个灵魂是理智经济行动的基础。“经济”这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每个人都多少会像想要赚钱的商人一样避免损失，在适当的时机做买卖。著名的意大利经济学及社会学家帕累托认为，在各种社会学科中，只有经济学是出于纯粹的理性，其他学科则是由不明原因、盲目的冲动及卑微的借口所产生的。

不过政治学，例如权力的追求及极大化，大致上也是一种纯理性的计算，一种有意操作社会大众情感、信仰与希望的手段。如果没有极度渴望权势的人，很多国家和帝国就不会出现在世界上了。历史永远都是以最敬仰的口气提到那些一生都在战场上度过的军事领导者，如西泽、亚历山大或查理曼大帝。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也一直都是创造社会、带来发展和进步的两大力量。这些利益正是一个研究社会的学者唯一有兴趣的力量，也是“现实主义者”唯一在乎的力量。

然而还有第二股势力维系着社会。和前面所提到的力量比起来，第二股势力明显逊色许多，甚至会遭受鄙视——第二股势力是由互助、慈悲、友爱以及慷慨所组成的。这些力量最常出现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场面。精神分析学派告诉我们，如果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开端没有像父母亲专注的爱心这种真诚与无私的爱存在，一个人的精神是没有办法达到平衡的，也无法圆满实践自我的存在。从另一方面来说，男女关系中如果没有冒出爱情的火花，这段感情可能短短几天就结束了。我本人很肯定地认为（我在每一本书中也都尝试证实这一点），政治、道德和宗教的所有大型改革运动，都是由具有不凡创意与互助精神的小团体所发起的。在一个处于“诞生”状态的小团体中，人们不会斤斤计较，不会设下诡计，也不会编织阴谋。领导人和追随者之间只有爱和全然的互信。

虽然西方世界所有的伟大机构、教会、教派和政党最后都远离了爱与互信的基础，它们基本上都是这样诞生的。他们虽然远离了基本的教义，但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否认、背弃这些基础。每一个天主教教会和教派只有回归到最根本的传教精神，才有可能被承认是正统的教派，政党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政党已经沦为充斥着黑金的投票机器，它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