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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不再向*派驻代表，改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六届一中全会同意布哈林的提议，任命瞿秋白、张国焘为代表团正副团长，留驻共产国际。

不久，张国焘卷入了中山大学的政治漩涡。

中山大学是1925年苏联共产党为纪念孙中山而创建的干部学院（简称中大），专门招收和培养中国学生。首批学员来自三个方面：

一部分从广州政府活动区域选派，包括国民党中央要员的子弟、黄埔军校的学员，前者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等，后者如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贺衷寒、郑介民以及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等。

第二部分是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选送的，如邓希贤（*）、傅钟、任卓宣等。

第三部分是从旧军阀统治区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送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张闻天（洛甫）、俞秀松、王稼祥、王明（陈绍禹）等①。

这些留学生后来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们多数成为国共两党的风云人物。

1927年初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为托派问题垮台，中山大学内部爆发了教务派与支部派之间的矛盾。

原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人，他们被称为教务派。

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拉拢王明、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他们被称为“支部派”。

其他的学生则被称为“第三势力”。

六七月间，中山大学在莫斯科郊外塔拉索夫卡举行学期总结会议，两派就学校的教务工作和党政工作展开激烈争论，互相攻击，各不相让。就在两派争得难解难分之时，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这个建议被米夫采纳，教务派很快被搞垮了，阿古尔受到撤职离校的处分。

斗倒教务派，使王明、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人在政治上进一步结合，为王明宗派组织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这一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

1928年初，为了彻底整垮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王明又捕风捉影地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江浙籍学生有聚餐的习惯。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做点“贡献”，戏称“缴会费”。　。。

改换门庭（6）

事情传到中山大学支部局，王明来了精神，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是“反党小组织”。应王明等人的要求，米夫请苏联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派人调查。结果令王明大失所望，只是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

王明不肯罢休，他怂恿来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总书记向忠发到中大讲话。向忠发偏听偏信，在讲话中大肆谴责所谓“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恫吓共产党内组织同乡会的人该“枪毙”。结果，“江浙同乡会”被学校定性为“反党小组织”，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4人被逮捕，一大批江浙籍学生受到牵连。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本来不愿过问中大的事，避免卷入是非漩涡，但俞秀松等人不服，向*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控诉。这就不能不管了。

*代表团认定王明在中大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宗派小组织活动，对在幕后支持王明的米夫表示不满。9月，张国焘和瞿秋白先后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枯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要求。

张国焘说：“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不是件好事。因为负责指导*任务的人，最好不要过多参预*内部的纠纷。而担任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就不能避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的事，必须得到制止。”

瞿秋白向枯西宁推荐鲍罗廷取代米夫，接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这件事传到米夫的耳朵里，加深了他与*代表团之间的隔阂。

1928年11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