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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自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岗位外，每况愈下，到1934年秋节节败退，楚歌阵阵，在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后一个月只得进行长征；其他革命根据地就更不用提了。与这些革命根据地的艰难苦战相比，张国焘确实有傲视群雄的资本和理由。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渡过危机之后的张国焘急于报小河口受辱的一箭之仇，再次开展“肃反”。用绳索勒死反对派，成为他最开心的事情，他先后勒死了旷继勋、曾中生等几十位高级干部。（略）

仇视知识分子，大行愚民政策，张国焘的目的只有一个：建立一支惟命是从的军队。为此他精心挑选了“文臣武将”，纵容、骄宠他们，使黄超、何畏、李特成为横行军中的灾星悍将。

西征入川（12）

张国焘建立张家军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用“肃反”大杀反对派，二是在根据地和军队内推行愚民政策。

这个北京大学肄业的知识分子，特别仇视知识分子干部。他有个著名的公式：“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

关于他憎恨、屠杀知识分子的原因，与他共事多年的成仿吾作过这样的分析：“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有能力，有斗争经历和经验，不易为张国焘蒙蔽和支配。”

张国焘在“改造”党、政权和军队的旗号下，大批地撤换有能力的干部。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例，他撤了省工农*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杨克明（知识分子干部，川东老党员，曾任三十三军政委），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张廷福；撤了省工农*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张逸民（知识分子干部，老党员，当过旅参谋长，曾领导过南部钟升寺暴动和任玮璋部队起义），换上一个在县里做儿童团工作的16岁孩子向思爵；撤了省工农*政府副主席罗海青，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司务长祝义亭；撤了省工农*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换上一个文盲赵健章。张国焘亲手提拔的省土地、粮食、裁判等委员会主席，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这些工农干部虽然本质很好，对敌斗争坚决，但是文化低、能力弱、缺乏*经验，不能胜任工作。张国焘就是利用工农干部的弱点，建立他的军阀式的个人统治。

张国焘的军阀统治在军队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从不把军队看作是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的工具，而是视为实现其个人野心的资本，因此，他否认党对军队的领导，否认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在部队中竭力扩张他的个人势力。

2．从不把党管干部和德才兼备作为使用干部的基本准则，一切都以他的个人利益和好恶为标准，凡是无原则地跟随他的人，都被视为‘好干部”加以重用，团长一下子可以提升为军长；反之，凡是和他有过不同意见或者批评过他的人，一律视为“异己分子”，予以撤职、处分，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张国焘发明了“不识字的兵是好兵”、“听话的兵就是好兵”、“机关枪口下提拔干部”等理论，直接提拔一些打仗勇敢但综合素质不高的基层干部，如他看见第三十六团团长余天云打仗悍不畏死，就不问其思想作风如何，直接提拔为三十军军长，特别加以庇护。

3．从不把三大*（政治*、纪律*、经济*）落实到官兵关系上，其他红军队伍里早已清除的军阀恶习，如对士兵的打骂制度、命令作风，在四方面军中还有影响，特别是张国焘纵容的亲信部队还相当严重。

张国焘的愚民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四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中知识分子最少、文化水平最低、文盲最多。对此，徐向前曾十分心痛，他在*中写道：

文化程度偏低，是干部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如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傅钟、李特、黄超、余笃山、朱光、张琴秋、舒玉章等）外，军以下几乎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画个“鸭蛋”了事。这固然是旧社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与当时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有关。从教条主义的中央起，就盲目搬用苏联的经验，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强调重在表现，而首先看是不是工人成分，搞“唯成分论”。不然，他们是不会把向忠发当作样板，高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