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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陆到台湾，从30年代到90年代，胡秋原大半时光都卷入论战的漩涡中心。到了晚年，他在90年代的统独斗争中，不再游移于左右翼之间，而是坚定地站在统派的一边：既反*的“独台”，又反民进党的“*”，成了坚强的民族主义战士。他于1988年9月由美国赴中国大陆探亲访问，在重睹故国山河的同时，与李先念、邓颖超会面，提出国共两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正当胡秋原由西安前往敦煌前夕，国民党中常委在台北召开会议，认为胡氏大陆之行违反了国民党党纪，决定将其开除党籍。

胡秋原的“自由人”身份，使他一直与国民党离心离德。他遭国民党批评和党纪处分已不止一次。1933年参加“闽变”一事，他就不断受到质疑和拷问。第二次为1959年，蒋介石亲自召见他，派他为“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可他竟不顾自己的身份，两次在伦敦私下会见*驻欧洲主持经济工作的旧友侯君。事发后，国民党中常委鉴于他当时就写过两封信报告蒋介石，故只给他警告处分，但蒋介石认为处罚过轻，改为停止党权半年，并在国民党第八届二次全会讲话中批评胡秋原“党德败坏”，行动上“与其平时*理论完全相反”。此事整整闹了三年，后调查证实胡秋原只是在机场与*干部邂逅，虽然也彼此讨论过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但毕竟多半为叙旧，在伦敦也未如《香港时报》某主笔检举的那样住“*招待所”，而是住在“中央社”驻英记者王家松寓所，此事才算了结。但胡秋原并不因此改变自己的做法，仍我行我素。他在1988年10月18日台湾耕莘文教院欢迎他大陆归来的会上作报告说，国民党对他的处分，违背孙中山在大陆之遗志。他劝告国民党“勿作株守偏安一岛之计，自误其前途”，并“希望在台的本省外省同胞团结起来，为一个新的富强安乐的中国而努力”。他在多次讲话中反对“*”、“*”、“德国模式”等主张；强调中国是十亿人的中国，并非一千七百万人的中国，台湾民族、文化与大陆无本质的不同，当局鼓吹台湾“立国论”必定增长“*”气焰；强调大陆十亿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称大陆为“匪区”会伤害大陆同胞的感情，不利于两岸的统一。他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喇嘛与*人士攻讦*和鼓励港英政府制造纠纷，反对1988年以来美国公开要求台湾掀起的“大陆热”降温，尤其反对台湾以“政治实体”名义重返联合国，因为这样将“拆散中国”，不利于中国统一、再建和复兴，并认为“三不”、“三*义统一中国”皆为统一中国之障碍。

几乎一生都在论战中度过的胡秋原，为了国家民族千秋万代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他不停地挥动自己手中的笔，共写了两千万字的文章，出书一百多种。为了著书立说，他几乎没有一般人享受的嗜好和娱乐。他觉得看书写文章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娱乐。他称写文章为“一人麻将”。他晚年一直关注着祖国统一大业，充满了忧患意识。笔者在台湾访问期间，他特地托人送到笔者下榻的宾馆亲笔手书一张条幅，上有一首七律云：

抱头肝胆护危亡，辛苦初忘力短长。

同室操戈元海笑，红巾愠泪稼轩伤。

追随二霸成奇祸，回首自亲是正常。

霁色阴霾交互见，半分喜悦半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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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1）

未能魂归故里的文艺总管

大陆出版的某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到张道藩在1942年发表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时，常常语焉不详。此文发表在《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共两万余字，署名张道藩，实际执笔者为李辰冬（1907—1983）。李氏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曾赴法国留学，后因投稿关系与时任*次长的张道藩相识。张对李颇为欣赏，把他调到陈果夫任教育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当研究员。《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便是在张、李二人讨论的基础上，由李辰冬执笔，张道藩订正，再请国民党*戴季陶、陈果夫审阅的。张道藩原本想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自己设计的文艺政策，可考虑到中央内部意见不易统一，便改用个人名义发表。这篇论文并非国民政府或国民党有关文艺政策的正式文件，不过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与官方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正如台湾周锦在《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中所说：“这篇文章，严格地说来，算不上文艺政策。”但由此说“只是张道藩对于文学创作的讨论”就过于轻描淡写了。它提出了一整套与左翼文艺运动对抗的方案，不然它也不会引起重庆的左翼报刊《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