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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的文探，擅长从字里行间找微言大义，看破或曰猜出“风迟”的署名系“讽刺”的谐音。她很可能只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一首叙事与抒情结合得很好的短故事诗，有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的遗风，才将其选用。

说到此诗的刊出，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即“当天副刊编好后，发现遗下一小块空白，而这一小篇短诗正好补上空白的位置，于是才临时从编辑台抽屉里拿出来补发的”7。林海音“常常夜半惊醒，想起白天发的稿子，有何不妥吗，错字改了吗”8，这种谨小慎微的作风，是不可能把明知有反“总统”内容的作品加以刊出的。正因为相信她的“纯洁”，过去又未有过“通匪”的前科，且是文坛有极高知名度的女作家，故当局才会让她“在和平的会谈下辞去职务”9了事。要是换了别人，正如临危受命接手她编副刊的马各所说，一定会和作者风迟（王凤池）一样被交付台北县生教所“感化”：坐上三年又五个月大牢。　txt小说上传分享

林海音（3）

突破意识形态藩篱宣传大陆文人

作为“匪谍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林海音离开《联合报》副刊后，觉得有加强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因而不再在官方监控的媒体供职，而另外创办由自己当老板的文学杂志。这时她已十分厌倦政治权力的斗争，对官方设置的创作禁区，也甚不以为然。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为了提拔新人，她“勇敢地顶一顶”（痖弦语），连对现实强烈不满的稿件也敢刊用。像王拓刚步入文坛写的《吊人树》，因内容敏感被许多报刊拒之门外。可当他把这篇屡试不中的稿件给《纯文学》时，林海音却抛开政治因素，从审美的角度肯定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便决定录用。当然，林海音也讲究策略和斗争艺术。为了能在夹缝中生存，她不能不做些让步，诸如删去《吊人树》个别招人注意的“外省”而非“外乡”的对话，以便保护作者，同时也保护声誉甚高、招牌甚硬、规矩甚严、处事甚公的《纯文学》这块净土，不再让政治家借口入侵。

正因为在检肃“匪谍”条例、“戡乱整治”条例满天飞的年代里，林海音采取超然的立场，所以她在办刊物时能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尤其在绝大部分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作家作品皆被查禁的情况下，为了不使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台湾中断，林海音勇敢地冲破当局不准宣传大陆文人的禁区：从1967年2月起，在《纯文学》开设“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专栏。

这里讲的“近代”，不是大陆通常所说的乾嘉时期，而是指从1919年起的五四时代。这个专栏共介绍了庐隐、周作人、凌叔华、郁达夫、俞平伯、朱湘、鲁彦、孙福熙、孙伏园、夏丏尊、罗淑、戴望舒、许地山、沈从文、朱自清、老舍、宋春舫、徐志摩等十八位作家的四十九篇作品。介绍1949年前就去世的朱自清、许地山等人，保险系数大，但评介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沈从文、老舍、俞平伯等文人，就有一定的风险。尽管林海音小心翼翼，所选的均不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左翼作家，有的还是大陆政治运动中的整肃对象，但介绍他们在当时仍属犯规，弄不好会被人冠之于罪名。可受五四新文学熏陶过的林海音顾不了这些。她只是认为老舍等人是纯文学作家，所写的是与政治关系不大的纯文学作品，应该从尘封的书橱中拿出来介绍。在介绍时，她还主动邀约一些同时代的作家或大陆作家在台的友人以及研究者写评介文章。如在刊登老舍的《月牙儿》时，正值音乐家马思聪从大陆的“*”浩劫中逃离出来，他向海内外读者带来了老舍因受不住残酷批斗，于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杀这一信息。林海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请老舍的生前好友梁实秋写了《忆老舍》与《月牙儿》同时刊出。林海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的气氛有异，我硬是仗着胆子找材料、发排。‘管’我们的地方，瞪眼每期查看。”她又说：“看现在编辑先生这么轻松放手编排的两岸三边的文艺征文、转载、破口大骂，等等，真是令我羡慕不已，而且怪我自己‘予生也早’了。”10这里讲的“气氛有异”，系指“*”时期没有言论自由，如有位台湾大学教授因在课堂上讲授30年代作家作品，被人告发到情治单位，由此受到处分，还差点丢了饭碗。林海音当时冒着风险去介绍“近代”（这一用词也煞费苦心）作家作品，弥补了因查禁30年代文艺作品使台湾读者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状况知之甚少的情况，对一些大陆作家因政治运动频繁生死不明的情况所产生的误传（如台港就曾有不少作家写过“悼念”当时还健在的胡风的文章），也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