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1/4 页)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些年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商业竞争跃上了新的技术平台。反映到组织建构方面，即要求企业在组织结构和调控方式上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化。管理者进一步下放权力已成为大势所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速度，适应“快鱼吃慢鱼”的生存环境。权力下放后，反过来对组织的凝聚力、控制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什么现代管理学特别关注组织建设，如《基业长青》一书所说，高明的管理者越来越重视“造钟”，道理就在这里。

商战中的上述情况，似乎很像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各路枭雄野心勃勃，都想争霸天下，相互间挖墙脚，争地盘，打打杀杀，攻城略地。他们时而结盟，称兄道弟，时而火并，刀兵相见，明争暗夺，纵横捭阖，没有原则，没有情义，也丝毫不讲信誉，唯一真实的就是各自的利益。整个社会像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大大小小的野兽到处横行。

有历史学家提出，这一乱象起源于曾国藩办团练。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军队都属于国家，吃的是皇粮，将领由朝廷委派，听命于中央，即“兵为国有”。而曾国藩通过办团练组建起来的湘军，却是自行招募，自筹粮饷，自主管理，将士只听命于曾氏集团，即“兵为将有”。受湘军影响，后来的带兵者都学会了抓军权，打个人旗号，培植个人势力，由此演变为大大小小的军阀。这一说法有些道理。不过再往前看，每逢乱世，中央政权的权威下降时，军事将领都会打出自己的旗号，包括“岳家军”、“戚家军”等，并由此生发种种变乱。为有效控制军队，防止出现“兵为将有”现象，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想尽了办法，包括向各路军队派出监军。所谓监军，说白了就是监控军队的最高统帅。虽然这一做法明显不符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常理，但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见，组织发展壮大后的分权与控制是管理学始终面对的难题。不分权不行，分权后控制不住更不行。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体制，才能在二者之间取一平衡，这是组织问题的要害。

曾几何时，在同一社会土壤上，出现了一支完全新型的军队。在建军宗旨的指引下，它异常团结，异常巩固，从未出现过严重的叛逃现象，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打不垮，拖不烂，最终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用说，大家都清楚，它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毛泽东是怎样成功地解决了令所有实力派大伤脑筋的组织巩固问题？研究毛泽东的经验可以给企业管理者哪些有益的启示？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诀窍除前面讲的加强思想建设，用宗旨凝聚军心外，再就是独具特色的组织建设。从组织建设的角度看，毛泽东没有使用现代管理学关于直线型、职能型、矩阵型、网络型的思考模式，而是从上到下，设置了两套管理系统：一套是行政指挥系统，这方面与其他组织没有明显区别；另一套是党的工作系统，即从中央军委到大军区、军、师、团以上单位各级党委，再到营一级的基层党委、连队党支部，最后到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形象地说，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复式管理结构，即在正式组织机构上附加了一层信仰组织。这是毛泽东组织理论最大的特点，是以往管理理论未曾注意并加以研究的地方。毛泽东管理军队的秘密，就在这两套系统及其职能、作用的发挥上。具体说，就是通过坚持一项根本原则，落实三项制度，发挥三个作用，来解决组织设置中活力与控制这一基本矛盾。

。　想看书来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1）

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并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纪律。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及其相关制度，在管理理论上是一种创新。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对我军的发展壮大有深远意义。这一举措彻底解决了近代以来“兵为将有”的问题，保证了军权始终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使军队不再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红军时代的龚楚、孔荷宠，到抗战时期的张国焘、何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离队、叛逃的情况屡有发生。可他们至多只能带走身边的少数亲信，根本无法控制整个部队。这都是因为“党指挥枪的原则”发挥了作用。

所谓一项根本原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我军建设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