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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导者的角色一分为二，不仅可以弥补多数干部素质方面的缺陷，而且也符合辩证法。“一阴一阳之谓道。”无论是管理部属，还是培养人才，都需要刚柔相济，阴阳互补。

真正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领导集体，在强人的身旁，常常有一个十分得力、与之配合默契的搭档。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与井深大，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和史蒂夫·巴尔默，戴尔公司的迈克尔·戴尔和凯文·罗斯林，海尔公司的张瑞敏和杨绵绵，联想公司的柳传志和李勤，华为公司的任正非和孙亚芳，万科公司的王石和郁亮，等等。他们一显一隐，一阳一阴，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能力、经验、阅历、性格等方面实现了互补。

常有一些企业家提出，希望找到类似部队“政委”的搭档。

我军政治委员制度由来已久。早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为加强对北伐军的领导，显示“党军”与旧军队的区别，就曾模仿苏联红军的领导模式，在国民革命军中任命了一批国民党的党代表（其中许多是共产党员），并规定，“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该管长官执行”。“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国民党治军档案》，宁凌、庆山编著，中###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八一南昌起义成功后，我党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做法，在军、师、团各级普遍设立了党代表或指导员，专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将党代表一直设置到连。以后，我军仿效苏联红军的称谓，将团以上单位的党代表改称为政治委员，将连党代表改称为政治指导员，营党代表改称为政治教导员，并一直沿用到今。

按照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与军事主官同为所在部队的首长，在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下，对所属部队全面建设和各项工作实施领导。政委通常是党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其主要职责是领导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包括政治教育、党团组织、基层建设、干部工作、安全保卫、文体活动、群众工作、机要保密、瓦解敌军、计划生育等。仅从这些职责看，对政治委员素质的要求就比较高，比较全面。政委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道德素养，而且要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实际经验。战争年代，只要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强，能打仗，便可以任命其为军事主官；但如果其素质单一，存在明显弱项，就不适于担任政治委员。所以，从那时过来的老同志有一个共同感受：选军事主官相对容易，选一个好政委则比较难。邓小平同志就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从历史上看，我军绝大多数高级指挥员都曾在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两种岗位上来回调整，因而军政兼优。如刘伯承，世人皆知他是我军著名军事家，曾亲自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在军事理论上颇有建树，被人们誉为“军神”。可恐怕许多人不清楚，刘伯承也很善于做人的工作，对政治工作非常支持，多次强调士气与战法是打胜仗的两个基本因素，应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教育，使军队“真正懂得为什么而战！也只有当它懂得为什么而战——掌握了真理，它才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就是说，它善于以政治来战胜敌人”。《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潘石英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再如，我军政治工作的楷模罗荣桓元帅，自“三湾改编”后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是公认的政治工作专家。可罗荣桓元帅在军事方面也非外行。抗日战争期间，林彪意外负伤离队，他长期担任115师师长兼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独当一面地领导山东军民的对敌斗争，在作战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独创。红军时期游击战争有个“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到了抗日战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区域太小，敌人“扫荡”时，我八路军很难与之周旋，常无地可退。所以，罗荣桓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即当敌人对我进行“扫荡”时，可主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敌占区去开辟战场。这一战术在当时获得极大成功，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6）

没有部队工作经历的人不了解政委的作用，可能多少有些疑惑：有必要层层设立专职的政治工作干部吗？从理论上说，在人数较多的单位设立专门做人的工作的干部确有必要。管理学中有一个PM理论，大意是说领导者的工作职责虽说很多，但概括起来无非两大类：一是管事，包括策划、决策、计划、组织、分工、控制等；二是管人，包括教育、教训、激励、沟能、协调等。换句话说，领导，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