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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海滨野餐会之前的那个下午。一小时之后,他勾着手指向我示意.让我到他的房间去。我进屋后,他就关上了房门。“你真的想知道‘叮儿——铃’的意思?”他问我说。
当时我相信了他前面的那个解释,但是特劳特有更多的话要告诉我。我刚才那个无辜的问题,使他回想起了在北安普顿的可怕的童年。不说出来,他心里无法平静。
“我十二岁的时候,”基尔戈·特劳特说,“我父亲谋杀了我的母亲。”
“她的尸体藏在地窖里,”特劳特说,“但当时我只知道她失踪了。父亲对天发誓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也许她到亲戚家去了——许多杀妻犯都是这么说的。
那天上午我上学去后,他把她杀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我们两个人吃的饭。父亲说,如果明天上午还没有她的消息,他就去警察局报告她失踪的事。
他说,‘她近来好像一直很疲倦,很紧张。你注意到了吗?’”
“他神经不正常,”特劳特说,“如何不正常?那天半夜他走进我的卧室,把我唤醒。他说他有要紧的事要对我说。
其实什么要紧事也没有,他讲的是一个下流的笑话,但这个可怜的病人却认为,这故事是他一生遭受的各种可怕打击的一个写照。故事讲的是一个逃犯,他来到一个他认识的女人家里,躲避警察的追捕。
“她起居室的屋顶像教堂,也就是说从墙到屋顶最高处成拱形结构,下面横架着粗大的椽木,形成中间的空间。”特劳特停顿了一下,沉浸在故事里面。他父亲当时肯定也是这样。
他在以自杀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命名的套间里继续说:“她是个寡妇。他把衣服脱光了,她去找她丈夫的衣服给他更换。但他还没来得及穿上,警察的警棍已在拼命地敲打着前门。于是,逃犯爬上去躲在木椽子上面。当那个女人开门让警察进来时,他巨大的睾丸从椽子空隙处悬垂下来,暴露无遗。”
特劳特又停顿了一下。
“警察问女人那个男人在什么地方。女人说她不明白他们说的是谁。”特劳特说,“一个警察看到睾丸在木椽上悬着,便问那是什么。她说那是中国寺庙里挂的铃铛。他信了她的话。他说他一直想听中国寺庙的铃声。
“他用警棍抽了一下,但没有声音。于是他打得更重,又一下,然后又非常使劲地再抽一下。你知道那个躲在木椽子上面的家伙怎么尖叫的吗?”特劳特问我。
我说不知道。
“他叫了起来,‘叮儿——铃。你这个狗杂种!’”
第十五章
在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将其大屠杀纪念品转移时,文学艺术院也应将它的人员和藏品挪到一个更安全的区域。
但它现在仍在城市边缘,在远离中心通向地狱的地方,方圆几里地除了活着也没多大意思的人外,一无所有。而文学艺术院的成员日益减少。且士气低落,懒得做出搬迁的决定。
实话实说,惟一对文学艺术院何去何从表示关心的,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办公室行政人员、清洁维修工和武装警卫。这些人对老式艺术大多无甚兴趣。他们需要的是工作,工作有没有意义对他们无关紧要。这使人想起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只要找到一份工作,不管什么工作,人们都会欣喜无比。
特劳特把当时他设法找到的工作描写为:“从布谷鸟报时的钟壳里清除鸟粪”。
文学艺术院的行政秘书当然需要这份工作。那个同我姐姐艾丽长得十分相像的莫妮卡·佩帕在一次燕式跳水中使她的丈夫丧失了战斗力。她是她本人和她丈夫佐尔顿两人生活的惟一支柱。于是,她把文学艺术院的建筑进行了加固,用半英寸厚的钢板换下了原来木制的大门,装上了同样可以关闭、上锁的“猫眼”——或者叫窥孔。
她尽其所能,使这个地方看上去像个遭受过洗劫的废弃场所,就像朝南两英里哥伦比亚大学的废墟那样。窗户也像前门一样,用钢板防护,然后在钢窗板上覆上粗糙的胶合板,涂上黑漆,再在上面喷上一些字画,进行伪装。整幢大楼表面都是如此。窗板上花花绿绿的艺术作品是文学艺术院职工自己绘制的。莫妮卡·佩帕本人用橘黄色和紫色喷漆在钢板大门上从一端到另一端写上“操他娘的艺术!”几个大字。
凑巧,当特劳特将他的《B36姐妹》扔进门外垃圾篓里的时候,一个名叫达德雷·普林斯的非洲裔美国人武装警卫正从大门的“猫眼”朝外张望。叫化子同垃圾篓打交道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