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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同学欢呼雀跃，连平时一些很高傲，眼睛只看着天上的男生也向我们围拢了过来。当年中学里，男女生不讲话，我上了大半年学，还叫不全班男生的名字，反之亦然。更不要说能有几个认识我这个从外地转来，每天溜边低头走路，初始时门门功课不及格的女生了。

大家高兴完毕，就赶着去给扔铅球的同学助威。我的同班同学杨卫卫，学习第一名，体育也很不错，她除了铅球还参加了跳高。两个项目的时间挨得很紧。铅球每个人扔三次，她扔完了最后一次就跑去跳高。她最后一扔很远，可是插旗的同学却没看见，我着急地拿起旗子蹲下帮她插上。说时迟那时快，待我刚抬起头，一个二班的学生没看见我，做了个俯身向后，又扭身向前的动作把铅球投了出来，不偏不倚，铅球正正地砸在我的左脚背上，我一屁股摔倒在地上。这时只听见语文老师惊恐地大叫了一声，围观的学生们顿时都吓傻了眼。

我记忆中的学生运动会（3）

我们班班长是个男生，叫叶军，他跑过来试着把我扶起来，可是我的脚已经站不住了。后来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扶上自行车的后座，叶军慌慌张张骑着车把我送到了北医三院。到医院后又是照片子又是检查，发现骨头居然没有断，只是脚肿成了一个刚出炉的大面包。医生在面包上重重地左按按，右按按，痛得我泪流满面。最后医生心有余悸地说，你福大，要是砸在头上就没命了。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们班不到一半的学生去深山里插队，田丽霞没去，我们就失去了彼此的音信。

1983年夏天出国前，我乘一路公共汽车去西单，车上人挤人贴得很近，车身一晃不小心彼此碰到身体就是黏糊糊一片。这时有个人把手从后面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本能地试图躲掉，可是那只手又放了上来。我回头一看，是个面皮白白的妇女，很面善，想不出在哪里见过。妇女咧开嘴笑着说：“不认识了？我是田丽霞。”

“啊？怎么会不认识呢？”我惊喜地叫起来，但觉得她变化很大，好像长了我们十几岁。

后来我们下车边走边聊，我问她在做什么工作，她回答说在北太平庄商场的副食品部卖生的猪肉。

二

转眼间，我再参加学校运动会已经是在大学了，不过还是要从高中毕业说起。毕业后，我怀揣一颗红心，两手抱着铺盖卷儿去了严峻的深山，接受贫下中农对我进行再教育；？教育好后，我参加了正式的工作。在那感觉漫长无际的三年多岁月里，我从一个懵懂少年长成了一个法律上承认的成人。回想起来，小时候的三年和现在的三年差别巨大，当今的日子可真不经过，太阳月亮不嫌累地争相轮番升起，忽地又转瞬落下，我写支票连2008年还没熟练呢，2009年就匆匆忍不住地要夺门而入了。所以我要抓紧把这篇文章写完，否则一磨蹭就是明年见了。

当年我一走入社会，大脑就加速发育，什么智慧也没学到，却每天要面对那些真假好坏、虚伪险恶、真诚温暖并存的复杂人际关系。如此一来，身体就停止了继续发育，个子也没再长高。我除了每天做远超出体力负荷的劳动以外，从没有认真健康地锻炼过身体，加之营养极度不良，面色就越发菜色，活像是一根无精打采煮熟了的绿豆芽。有一天我从白河堡乘长途汽车去县城，车上遇到了公社的邮差高富，我扶着栏杆站在车尾，小高目不交睫地盯着我的手。我问他在看什么？他回答说琢磨着如何用他两根指头捏断我如此细的手腕子。

上了大学后，每个学生都需要达到国家制定的体育标准，其中包括百公尺短跑和800米长跑。如此一来，我们的体育课就有了练跑步的内容。和在中学一样，体育课男女生是分开来上。第一堂课，教我们女生的是位个子高高的年轻男教师，刚从北京体育学院毕业。他一看见我们班这群年龄参差不齐，歪歪扭扭勉强站好的女生时，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他站在我们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