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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世纪中叶，人们意识到生育过程中使用工具可以改进手术的效果，特别是产钳的使用。威廉姆·斯迈利总是为产钳滥用带来的后果而忧心忡忡。他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完善了助产器具。他的产钳是用木头或钢制成的，外面包了层皮革。他一直坚持只有在婴儿的脑袋进入盆腔后才可以使用产钳。通过将仔细测量盆骨的措施与产钳的使用相结合能减少对孕妇及婴儿的损伤。斯迈利是第一个意识到婴儿头部转动在分娩中的重要性的人，也是第一个用产钳帮助分娩的人，更是第一个救活已经窒息的婴儿的医生，他当时使用的方法是通过银制导管向婴儿的肺里充气。

塞莫里的法国同行安德烈也很喜欢用手术工具来助产，尤其是用产钳。同时，他也注意到医生埃德蒙德·查普曼、威廉姆·吉法德和本杰明·皮尤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他们都致力于改良手术器具的原始设计。本杰明·皮尤在他公元1754年发表的《助产专论》中坚信妇女不应该躺着生产。他深信应该使用重力帮助分娩，而且拥护在阵痛时用站着、跪着或坐着的姿势分娩。在14年的助产生涯中他从未被迫切开婴儿的头颅（穿颅术），他的所有病人全都顺利分娩。

助产士（2）

其他的一些男助产士们却担心这种直立的姿势会影响分娩，如公元18世纪杰出的助产士查尔斯·怀特就认为它将引起会阴破裂及一系列可能会导致产妇死亡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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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医院及训练医生

直到公元18世纪孕妇还是在家里接受护理。医院的开设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医疗的不发达。公元18世纪的法国以最大的培训中心“迪奥旅馆”医院继续引导着欧洲的潮流。这些医学院不但培训医生，更为医学提供了科学基地，使其不再是空中楼阁。妇女却依旧被排斥在医学门外，因为医生是享有很高声誉的行业（尽管治疗还不是很有效），女性是无法担任这样的职务的。当时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加深着男尊女卑的思想，加之多数人都缺乏知识，所以很少有人提出异议。

随着医疗的正式化，为了进一步改善孕妇的医疗状况，人们开设了更多的妇产医院。不幸的是那里却是最容易感染败血病的地方。病毒在蔓延着，孕妇所忍受的痛苦是惊人的。巴黎“迪奥旅馆”医院的医生研究了上千的阵痛中的妇女，发现腹膜炎是由病毒感染腹部引起的。这种痛苦严重到使孕妇忍受不了任何轻微的压力。患这种病的妇女即使康复了，也会留下心脏和肾脏上的后遗症。

直到公元18世纪末医生们才开始明白引起产后败血病和热伤风的原因，到很多年以后才有了一些治疗措施，更长时间以后才有了有效的治疗。

公元1772年欧洲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在各大医院开始蔓延，夺走无数妇女的生命。据统计，其中20％是刚分娩的妇女。同年，助产士查尔斯·怀特发表了关于妇女产后护理的书。他表示卫生条件差和发烧之间有密切关系，还描述了很多新妈妈坐月子的糟糕环境：

只要条件允许，一生完孩子，妇女就会盖很多的被子，被角都被塞到了床角，门窗之类都被严密堵死，甚至连钥匙孔都被堵上了……为了防止着凉，她们的手臂甚至鼻子都不能露出来。她们总是喝热粥来保持体温，每天就只吃这些。并且每天都保持躺着的姿势，所以粪便和恶露（分娩后的子宫荫道分泌物）都无法正常排出……这样子宫中的恶露和缝合的荫道很快开始溃烂。

怀特也提到分娩房应该有充足的新鲜空气。“妇女在阵痛期间经常在一间小屋里接待众多的好友，这时房间里又有大火炉，热量和她的阵痛会使她出很多汗，而床的热力和众多人的呼吸会让空气更差，更对身体不利。”

怀特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生产后对产妇和器具的彻底清洁。他认为产妇应该也像婴儿一样接受清洗，而且他反对一直躺着休养，其实只要身体允许就应该尽量以直立姿势休养。不幸的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当时的人们还接受不了。

传染病的蔓延

苏格兰先进的医生和助产士亚历山大·戈登意识到产妇的热病是通过接生护理在产妇间传播的。他认为产妇用过的床单、衣服和床都应该用烟熏消毒以防交叉感染。戈登写道：

我虽然不能断定产后热病和丹毒（一种皮肤传染病）是完全同种类型，但我却能证明它们是伴随产生的。因为这两种传染病是同时在阿伯丁传播的，之后也一直是如影随形，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因分娩后子宫与胎盘的分离造成的很多伤口极易被病毒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