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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服饰的流行。公元1881年，“理性服装组织”提倡使用软质的毛料作为婴儿和孩童衣服的原料。他们建议全套的婴儿服装（包括婴儿的衣物及附属用品）应该包含四条羊毛带、四件羊毛内衣、四件法兰绒或开司米的罩衣和48条土耳其毛料的尿布。

孩子开始时对他们的父母表示敬爱，

不久便对他们批判，

很少的情况下会原谅他们。

——奥斯卡·维尔德，公元1854～1900年

优雅的体态被看做是极为重要的。上层社会大多数的孩子都要被各种工具捆绑以使其保持高雅的姿态。规范椅被用来保持孩子的后背笔直，虽然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椅子腿高，座位又小，但坐在这样的椅子上课的孩子还是幸运的。有些孩子则在后背上被捆上了挡板，不得不站着做功课。

尽管背着它的日子痛苦难熬，但那些钉在板上的大钉子却有效地防止了孩子懒散的毛病。有一位叫做凯瑟琳·卡罗林·凯文迪斯的小姑娘，也就是后来的维斯敏斯特女公爵。她曾被迫背着一块背板，一根小提琴弦紧紧地缠住她的双肩。如果她有一点懒散，琴弦就会陷进她的皮肤。有些时候，人们为了规范孩子的体态，会在没有使用任何麻醉剂的情况下将脆弱的骨骼折断和错位。

小孩子与生俱来的不道德品质以及邪恶的品行成为教育力图纠正的目标。与此相反，天主教教义中认为他们天性纯真的思想难道不是根本性的错误吗？

——哈纳·莫尔，《责难》，公元1808年第5期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们不仅利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孩子的体态，而且还控制他们的性格。很多羞辱性的手段，譬如罚戴纸帽、张贴布告、使用手枷（将孩子们的手固定背在后面），在维多利亚女子学校里是十分常见的。这种用来固定手的手枷也通常被母亲们用来防止和惩罚孩子手Yin。人们对手Yin这一恶习极为担心，阿达巴林在她公元1902年所写的《从摇篮到学校——致母亲》一书中建议：“这种习惯在孩子幼年时期就应对其严加看管，特别是小女孩。”幼儿的手、膝盖和脚经常被牢牢地捆绑着以防暴露在外，并以此来维护孩子灵魂的纯洁。

孩子被简单地当做小大人对待。贫苦家庭的孩子如果想要吃饭的话，就得干活。事实上，儿童是被社会所轻视的群体，以至于在公元1814年，从父母那里偷走一个婴儿只是一种冒犯，而偷走他们的衣服却构成了犯罪。

新生命（2）

人们不可能对一块肉表示喜爱，对待小孩也是一样。

——罗德·拜伦，公元1788～1824年

然而，随着世纪的变更，儿童的生活变得好了起来。社会逐渐意识到孩子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思考、感受和做事，父母也试着为他们构建一个拥有私人空间的童年。像罗德·施福特波利和托马斯·伯纳多博士这样的改革者们在孩子能够得到更多关爱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正是那些儿童书籍的大量出现才最终影响了公众对于儿童幸福的意识。针对儿童所写的书非常稀少，公元18世纪后《小木屋里的男孩鲍勃》等儿童书籍才少量出版。唯一一本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带有故事情节的书就是《圣经》。如果想看一些简单易读的读物就得看看他们父母的小故事书了，也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连环漫画或杂志差不多的小册子。

直到公元18世纪后半期，一种新颖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现了，而后又在公元19世纪兴盛发展。查尔斯·金士利的《水孩子》、托马斯·休斯的《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涯》以及格林兄弟、汉斯·克里斯第安·安德森、刘易斯·卡罗等人的作品都有力地引起人们对儿童所遭受的痛苦及其内心世界的注意。

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明了人类是由动物逐渐演变而来的，并不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也为此提供了帮助。由于人们对进化论的广泛认可，早先认为孩子们被原罪玷污的观点已不再流行。父母们曾经按照圣经的教条来抚养孩子，就如（旧约）箴言篇中说的：“棍棒与责备能够带来智慧，但孩子迷失自我则给母亲带来羞愧。”随着达尔文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以严厉惩罚作为拯救孩子的心灵的手段已不再被看做是公正和必要的了。

社会观念的松动在各类出版物中得到了反映。比如公元1833年6月的《妇女杂志》在描绘童年时这样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了天堂，也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一群围绕在上帝宝座周围的天使。它们未曾被罪恶之手碰触，也绝没有被污浊之气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