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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献给贝茨和凯特前言（1）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我回顾1970年代历史的《逍遥骑士和愤怒的公牛》一书的续篇。在这个绚烂多彩、洋溢着蓬勃生机的10年，我们迎来了那些受过电影学院训练的小子们发起并参与的所谓新好莱坞运动。他们历经毒品、欧洲电影、反战运动的影响，穷尽岌岌可危的制片厂体制的所有资源，试图拍摄出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优秀的电影。新好莱坞运动勉强持续了10年左右或者更短，却留下一笔丰富的遗产。这场运动并非某种精神和美学传承者的松散荟萃，它只是独立制片电影现象的一种并不严格的统称。

“独立电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正直”、“想像力”、“自我表现”、“奉献精神”等高尚的概念，同时也会让人想起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苦苦奋斗的情景。他们倾献出信用卡上的全部储蓄用来支付演员和剧组的开销，后者不惜以低薪或者完全无偿地投入大量时间来为独立电影服务，他们深信自己在从事一项有价值的事业。正如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所说：“独立制片导演不是为了赚钱才去拍电影。他们即便倾家荡产也要去尝试一番，而自己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可供挥霍。为此，他们向父母借钱甚至去偷钱，不惜将来举债度日。至于拍出的电影，好也罢坏也罢，毕竟是自己的作品。”

虽然上述说法多少指出了这个沿用已久的概念的核心意思，但远未表达出它的全部真正内涵。独立电影界的生活同时也充满了龌龊、残忍和浅薄。曾经流行过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好莱坞像黑手党，独立电影界就像俄罗斯的暴徒。不管哪个世界都是坏人罩住好人，只不过好莱坞做得手段精巧而已——办完事后还会给你的助手送去一篮水果，而独立电影界却会赏你和你的老婆孩子一记重拳。在大制片厂，你被拘束在一只镀金的鸟笼里，在独立电影界，你被搁置在一个更阴暗、更肮脏、更促狭的洞穴中。虽然谈不上处于存亡攸关的境地，但也鲜有疼爱和关怀，食品和水就更谈不上供应裕如了，而相互倾轧自始至终都很惨烈。在情况相对严峻的日子里，耗子们（说得好听点，姑且称之为老鼠吧）就会互相噬咬。大家谁也无处可逃，所以既没有缓冲的余地，同时也孤立无援。人们的所作所为比在好莱坞还恶劣，却逃脱了惩罚。

前言写《逍遥骑士和愤怒的公牛》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经过重重伪装并被拔高、反复提及乃至欣然当作事实接受的回忆录中最厚实的地方开出一条道路来。相似的情景在1990年代又要重现了，不过敌人换成了九头怪蛇：谎言、恐吓和历史视角的阙如。媒体报道的表面现象与幕后实际发生的真实情况之间的错位，好莱坞堪与华盛顿媲美，如果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因为电影业甚至包括低一档的独立电影界最大的迷惑性都出自娱乐报道，它犹如一张毯子，能把任何不时露出苗头、离经叛道的创意捂死，那些话题缺乏哪怕偶尔能激起政治记者激情的吸引力。好莱坞人有自己的内部生活圈子，常常联手封锁内情的泄露。当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某位记者有幸捕捉到经历了一场激战而愤愤不平的演员，也许会捅出那么一点真相。然而，无论在拍摄现场和剪辑室里发生过多么残酷的一幕，等电影公映的时候，有关各方都会达成某种默契：散布龌龊的消息对谁都没好处，尤其无助于眼前最关键的电影保护工作。那些也许在数周前还给对手放血的主角们，面带刚刚摆平的微笑出现在电视上，现场回答埃里森·安科（Allison　Anchor）的访谈，口气像健壮的运动员般谦虚而又模棱两可地说：“我有时把它看作是一场游戏”，或者“我的对手也挺有实力的”。如果影片搞砸了，根本不会有人在乎在拍摄过程中浸透了多少鲜血。如果影片反响不错——荣获奥斯卡提名，获得高票房收入，他们又会变成多情的鹦鹉。不管怎么样，真相的获得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又会变成旧闻，被下一部即将发行的大片的宣传造势活动扫荡在一边。

依然献给贝茨和凯特前言（2）

米拉麦克斯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圣丹斯，跟独立电影界一样不乏这样的故事。为了写作本书而安排采访的许多导演（在职）和员工都不肯说出双方的真相。每年1月举办的圣丹斯电影节是独立电影界的一件大事。导演们会把他们的拍摄计划安排得恰到好处，让影片及时出笼，以便电影节主席杰夫·吉尔莫（Geoff　Gilmore）在前一年秋季就能欣赏到。类似的电影节不止一家，比如特柳赖德（Telluride）和多伦多电影节等，但圣丹斯无疑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