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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打工的理由是我们的成长背景不同。我们是南方人。”那张票她没有给哈维。“我去出席了，就坐在丹尼尔旁边，感觉舒服极了。”

在3月的学院奖颁奖典礼上哈维是没有挨着刘易斯坐在前排，但是，最后他收获颇丰，完全可以告慰这点失落。戴�刘易斯获最佳男主角奖，布兰达·弗里奇（Brenda　Fricher）获最佳女配角奖，《天堂电影院》获最佳外语片奖，米拉麦克斯拿到三个奥斯卡奖。这些奖项提升了影片在国外和未来的辅助性市场的价值，也因此树起口碑，使哈维有资本对他的演员们承诺获得奥斯卡奖，同时也有助于他买到更多影片。《我的左脚》退出院线时总收入已经达到亿美元。1989年的确是米拉麦克斯的丰收之年。正如鲍勃所说：“从1989年开始，我们时来运转了。”

温氏兄弟乘着《丑闻》、《性、谎言和录像带》、《我的左脚》和《天堂电影院》的春风进入1990年代。到2月份的时候，《天堂电影院》已经全面铺开。米拉麦克斯负责购片的前主管马克·塔斯克回忆道：“这是一次实验，鲍勃曾经说：‘干吗要像发行艺术片那样发行这部影片呢？我们完全可以像类型片那样发行啊？我们干吗不做电视广告，把影片放映上500场、700场呢。’他们硬是把这部影片打进从来不曾放映配字幕影片的影院。”

温氏兄弟在挑选外国电影方面极具天赋，他们不仅能把这些影片做得很好，连米丽娅姆和她的朋友都会掏钱（虽然她经常陪兄弟俩观摩影片）去看。正如几年以后有机会与哈维合作的贝尔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指出的：“意大利影片非常非常伤感。哈维本性粗犷，他看电影的时候，巴不得能走到镜子前说：‘瞧，流泪了！’”

温氏兄弟安排公映的影片既有很感伤的又有很大胆的。他们的宗旨是拿到任何一部可能会引起争议的影片，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争议，比如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的《厨师、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在多伦多电影节放映期间，有一半观众中途离席而去。最重要的是影片不能枯燥。这部暴力加色情，再佐以批判撒切尔主义的黑色幽默影片自然毫不枯燥。哈维要求格林纳威压缩影片长度，给了他27页的修改要点。格林纳威正想忽略这些意见时，哈维打来电话说，他不喜欢艾略特·斯泰因的文章，该文认为导演完全没有必要再剪短影片。这部影片票房收入不俗，高达770万美元，而米拉麦克斯买下时只花了万美元，影片制成录像后又赚了一笔。

按照格林纳威的荷兰籍制片人基斯·卡桑德尔（Kees　Kasander）的说法，哈维预付了一部分款项和收入，但是他和导演从来没有见过一分收入提成。经过审计后，卡桑德尔说：“他欠我们至少100万美元。但是要搞到那笔钱的代价将更大。这成为我们公司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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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7）

哈维说：“这部影片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还没有到赚大钱的地步。他们没有参与收入分成，因为他们没有进行跟踪记录。卡桑德尔请了一个顶级会计公司，但一直没有给我们提供审计报告。这明显意味着审计没有澄清任何别有用心的说法。卡德桑尔证实我们欠他100万美元，明知这笔钱属于他却自愿放弃？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米拉麦克斯在自身一系列成功的支撑下，它那位于第48大街的办公室的热闹程度逐渐堪与上下班高峰时段的地铁媲美了。1990年2月，米拉麦克斯搬到西侧罗伯特·德·尼罗工作室的旁边，在格林尼治和富兰克林的交界处，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新的特里贝卡电影中心（Tribeca　Film　Center）。哈维的办公室很小，里面有必备的电视操纵员和一堆录像带，伊芙以及他父母的照片，还有一副他最珍爱的跟鲍勃和Mets全明星队一垒选手凯斯·埃尔南德斯（Keith　Hernandez）的合影。哈维时断时续的减肥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吃了更多的垃圾食品。他身上一定有某种不利于节食的机制。他经常放松警惕。他曾向后期制作部的史蒂夫·厄恩哈特（Steve　Earnhart）抱怨说：“我简直就像一个他妈的河马了，厄恩哈特。”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他去接伊芙看电影或者参加晚会要用小车时，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三明治，嘴里含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