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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不好，对你来说那样做肯定显得不够政治正确。”

但编辑却说：“不，我们就是《自由媒体》。我们是自由的，而你是我们的影评人。你管自己写好影评就够了。”于是我写了那篇特别长的影评———事实上那也是我写得比较好的一篇评论———结

果，我被炒了。

编辑是支持我的，但发行人却很生气。同事们要求开会讨论，为什么自己的杂志要如此抨击《逍遥骑士》，编辑站出来和全体同事以及发行人对着干，结果就是，我俩都被炒了。这次争端最终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著名案例———戴安娜？区林（DianaTrilling）在《亚特兰大报》上写了篇《逍遥骑士》的影评，就拿围绕我那篇文章

所展开的争论当证据，为的是说明左派的虚伪。

凯：但随后你很快就又办了自己的杂志，不是吗？

保：那本杂志原本就有，叫做《电影》（Cinema），我设法进入了编辑队伍，那时候，这还是本专门讲电影圈名利场的杂志，老板是个在贝弗利山庄开服装店和餐厅的家伙，他手里还有家名叫“雏菊”的迪斯科舞厅。只要成为“雏菊”的会员，你的电影就能被《电影》杂志写到。所以，杂志上总有一大堆他那些朋友的大幅华丽彩照。我设法说服他，让我来弄杂志，为安抚他，我保留了原来那种华丽的风格，但也加入了很多严肃的文章，用的是八点式的文章

类型，反正老板也不会读这些文章，只要那些大照片都在，他就满意。

凯：当时你的野心完全都在当影评人这件事上？

保：当时看起来是这样的，尽管我现在有理由怀疑这一点。我为《自由媒体》去采访了唐？潘内贝克（DonPennebaker），那差不多正是《蒙特利音乐节》（MontereyPop）上映的时候，我真的相信，当时的我就是想当一名影评人，我跟别人也都一直那么说。但是，几年前我又碰到潘内贝克，我说：“你可能不记得了，不过当年我确实采访过你。”他说：“这事我清楚地记得。”他说他之所以能记得，那是因为，那天接受完我的采访，他回到汽车旅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女友：“今天遇到个家伙，他做影评人不会再做很久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影评人第一节（2）

了。”这一点上，我自己的记忆与此恰恰相反，但显然，我记错了。

凯：你想通过自己的评论达到什么效果？

保：现在的人没法理解的是，在那个时候，1960年代末期，评论是运动的一种形式。当时的社会即将在各个层面上发生转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文字中传达出戈达尔和雷乃的精神，我们必须到大街上去，电影评论必须是革命的。所有这些，最终在1968年戛纳电影节遭到电影人和影评人杯葛时，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

问题。＇2＇

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一时期，当时的电影评论在调子上是带着福音性质的。我们都反对那种一成不变的老式影评人，他们只是在那里做评判，而非自己也投身进去，所以，宝琳当时很有影响力：她是个人民党党员，着力于改变人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启蒙他们，让那些对路的人都走进电影院，去看对路的电影———例如，她大张旗鼓地为戈达尔的《男性/女性》（Masculine/Feminine）做宣传。今天

的影评已经失去了这种锋芒，更多地成为一种供人消费的行业。

凯：戈达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从影评人变成了导演，当时　对你来说，他是否算是一个榜样或者说是英雄？

保：《男性/女性》真正打动了我，它似乎做到了一部电影所能

做的全部。它是个人的、政治的、原创的、性感的；它是属于我们这　一代的电影，马克思和可口可乐一代的孩子们，它是我们的电影。

《精疲力竭》（Breathless）并不怎么能算是我们的电影，而《中国姑娘》（LaChinoise）＇3＇已经是一部好似在大街上设路障的电影了。你必须选定自己的立场：或支持《中国姑娘》，或反对它；我是支持

它的。

我在加州大学读的是电影评论课，涉及的实际操作并不多，但还是得拍部学生电影，8毫米作品，结果，我那部作品有很多地方都参考了戈达尔和《中国姑娘》。那是部毛泽东主义的电影，说的是革命学生抢占电视台和广播宣传机构的故事。我找了个法国学生来当男主角，他在片中经常会举起红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