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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事业环境，鲁冠球可以甩开膀子干了，但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他同样不是一个幸运儿。为了小厂的生计，鲁冠球白天带领大伙儿抡大锤，什么看起来挣钱就生产什么，打犁刀，制铁耙，到后来又做起了轴承、石腊铸钢、喷油嘴、万向节，晚上却要为原材料和产品销路发愁。即使这样，在那个举国上下“停生产闹革命”的年代里，他还常常要被各种莫名其妙的“经济问题”勒令靠边站，造反派经常要他到公社里去“讲清楚”，一折腾就到大半夜。但无论多晚，鲁冠球都要到车间里转转，有人劝他说都自身难保，厂里的事还是少管，鲁冠球听了后心里总是很不平静，但他清醒地知道在自己无力改变现实之前，忍耐是唯一的选择。

那个时候的鲁冠球常常骑着三轮车在一江之隔的杭州城里晃悠，看到一个废品收购站就两眼冒光，他可以耐心地在别人家的门口一等就是半天，为的是收点人家看不上的边角废料，这些废料对他的小厂来说已经是宝贝了，为了节省燃料，他也会跑到煤厂门口捡些还能够二次使用的煤渣，要知道，厂里的伙伴们还都焦急地等着他一天的收获呢。有一次，鲁冠球破天荒地收到了100多斤废铁，他顾不上歇口气就返回乡里，过渡口时，已是满头大汗的他被落山的太阳一照，额角闪闪发亮，附近的农民见了，啧啧地说，“阿球头角发亮，时运来哉！”

1973年春天，鲁冠球率领的农机厂好不容易生产出了一批犁刀，这批犁刀的材料颇为特殊，它们的前身是意外购得的废炮筒，都是难得一见的好钢，是职工用电焊一点点切割开来的。但生产出来后，县里的计划早已饱和，无法再包销，于是鲁冠球想到杭州城里去碰碰运气。当鲁冠球抱着一线希望赶到杭州农机公司时，迎面泼来的却是一盆凉水，对方连他带去的样品都没正眼看一下，就以计划已满拒绝了他。望着辛辛苦苦打出来的犁刀，鲁冠球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没有抱怨一声，而是小心翼翼地把犁刀堆在一个角落里，带着几分不舍悄悄地离开了。转眼到了第二年春耕时节，农具供不应求，农机公司急得团团转，突然发现在墙角里的那堆犁刀，一看质量好，规格也符合，这才有人想起了去年上门来的那个年轻人，结果鲁冠球不仅卖出了犁刀，而且利用对方的急迫心理，争取到了每年50吨钢材的原材料指标。如果没有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今天年销售额数百亿元的汽车配件王国又如何想象呢？

鲁冠球：自己的梦自己圆（4）

但苦恼还是随时缠绕着他，吃苦不要紧，最让鲁冠球感到郁闷的是得不到理解，因为在有些人眼里，他虽然是个能人，但也是个不怎么安分的“危险分子”，一个不牢靠的人。

这样的遭遇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一次，厂里搞汽车轮胎螺栓，急需上马一台相关加工设备，鲁冠球得知当时的萧山齿轮厂正好有这样一台设备可以低价转让，于是只身前往协商。好不容易谈妥了，回程时已是半夜时分，鲁冠球只好露宿山脚下，一夜下来被虻虫盯得满头大包，脸变形得没有了人样，但当他第二天兴冲冲地赶回厂里时，却遭到公社领导的痛批，说他无组织无纪律，遇事爱自己做主，有自大情绪。鲁冠球一口气上来忍不住要声辩一番，但转念一想，就是不为别人干也要为自己干，受点委屈不算啥，于是又生生把话咽了下来。

在那个年代，做企业并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情，鲁冠球有时候甚至是欲哭无泪。一次，鲁冠球带着厂里20多名销售员在长沙开完订货会乘火车回杭州，途中其他乘客抢了他们的座位，双方争执起来，结果乘警赶来，当得知鲁冠球是社办工厂的人，而不是党员时，不由分说地把他叫到餐车里训斥了三个多小时，直到车到了杭州才肯作罢。对方的逻辑很简单：这个年头不是党员就是坏人。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鲁冠球的工厂已有了些起色，但由于种种莫须有的原因，一心想入党的他竟然苦苦等了10年。他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都被挡了回来，以至于每次厂里开支部大会时，好心的书记都安排他到外地出差，这个时候的鲁冠球只能找个地方一醉方休。

然而即使受再多的委屈，鲁冠球干事业的脚步却一刻也未曾停歇，在那个不过80多平方米的小厂里，他一住就是十几年，两个孩子都是在厂里出生，除了结婚时带妻子去过一次西湖外，十几年再没有去过一次。

1982年底的一天，鲁冠球又一次主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那一年县里开会部署第二年的工作，一位领导在总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果时，随口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