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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的最后一天，肖华回到了西安。因为害怕“上山下乡”，她不敢出门，更不敢去找同学。第3天，肖华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着窗外，忽然听到敲门声。来的是同院的两个孩子，他们给她送来了一封信。信上是陌生的字迹，地址是对的，门牌号却不对。她所住的院子是118号，可信封上写的却是50号。发信人地址仅仅两个字：西安。打开信封，终于知道了发信人，竟然是张艺谋。

两人同学了一年，对于张艺谋的字迹，她是熟悉的，可这封信上的字迹却是陌生的。显然，张艺谋有意为之。而且，肖华回到西安仅3天，张艺谋的信就到了，这充分说明，他一直都在打听她的消息，甚至一直都在她所住的院子四周游荡，以期遇到她。

张艺谋的这封信写得非常“公文”。大意是“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同学们都不了解情况，到处打听也没有结果，听说她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托她了解一下。

肖华的父母是一般干部，对这方面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她自己都为此着急呢。她给他回了信，然后就有些困惑：他怎么知道她家的地址？既然知道地址，门牌号又为什么搞错了？门牌号错了之后，她为什么又能收到信？为此，她特意跑到大门口看了一下，真是活见鬼了：门上分明是50号。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月前才换的。后来，张艺谋告诉肖华，有一次他曾尾随她，所以知道她住在这个院子里。发信的前一天，他特意去了一趟，看了门牌号码。

几天后，张艺谋的回信到了，这次不再有“祝……万寿无疆”之类的套话，而是在信中抒情：“明亮的教室……美丽的……”尽管那些抒情的句子是从书上借来的，可正是这些句子，又一次拨动了肖华心中的弦。她说：“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经他这么一描述，马上又重新闪现在我的眼前，显得特别清晰，特别值得回忆。我的感情一下子掀起了波澜，我感激他对我的好感，感激他一直记着我。我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脸红心跳，不知道如何回信、如何平静我的心。”

她还没有回信，他的信又来了。信中讨论“上山下乡”的事，并且约她去他家面谈。

肖华回忆说：“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家的门与众不同，贴了许多画。当我找到他家时，果然看见门上的每块玻璃都贴着毛主席的头像。在那个年月，毛主席的像几乎无处不在，但这些头像却十分脱俗，线条遒劲有力，隐隐透出一种大气，非常吸引人。”

肖华犹疑片刻，准备敲门，门却从里面开了。开门的正是张艺谋，他在屋里看到她来了，便赶紧来开门。从此开始，每隔三五天，她便去一趟他家。每次分别，他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虽然他们并没有说过爱之类的话，但行动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这是在恋爱，并且彼此默认。年轻男女，那一层薄纸带着某种诗意；张艺谋始终未去捅破那层纸，实际上，那层纸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不存在。

肖华很清楚，所谓交换“上山下乡”的情况仅仅只是一个借口，她并没有在意，并且为有这种借口而高兴。

有一天，他们聊的时间长了，天不觉就黑了下来。他们都坐在那里没动，谁也没有去开灯，甚至对黑暗有一种期待。坐了一会儿，张艺谋壮着胆子伸出手，在她脸上摸了一下。肖华觉得那只手冰凉冰凉的，她浑身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激动得直想流泪。她其实很想他将她搂进怀里，给她更多的温暖和抚慰。可是他没有，还掩饰地把她的头发向耳后捋了捋，便将手缩了回去，放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站起来在屋里踱起了步。她起身告别。离开时，她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气。她并不清楚到底是怨他动手动脚，还是怨他没有更亲切的举动，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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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那间小屋里，张艺谋表示希望她和他一起下乡，她当时答应了，事过之后，又有些犹豫。这种犹豫，一方面因为对农村生活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未来不放心。毕竟，他没有向自己正式表白，这样跟着他下去到底算什么？于是，她提起笔，将这些想法写成一封信，并且亲自送给他。3天后，她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读完她的信就像当头挨了一捧，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心里冷极了。他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刻苦学习，从不敢惹事。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是拔尖的，但他在政治上是凄惨的，不敢写入团申请书，不敢提父亲。他把痛苦埋在心底，等待着和别人一样平等生活和学习的日子；现在要“上山下乡”了，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平等的机会，而她却又给了他一击。“我心中的痛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