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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板凳上做的学问

本卷所收，是我的部分“美学著作”，包括一部专著和一些论文。所谓“专著”，就是《〈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曾于1988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论文，则分别发表于各学术刊物。这次收入文集，都没有再作修改。

这是一些跟第一卷完全不同的文字。

如果说，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代表了我的第一个梦──文学梦；那么，本卷和第三卷《艺术人类学》，就代表了我的第二个梦──学术梦。这个梦，始于1978年。这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开始了读线装书的生活。而且，就在入学前不久，我的女儿也出生了。显然，我必须告别过去，重启未来。

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转折。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奔赴边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详见第一卷前言）。这次，则要由“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从边疆到内地，从农场到高校，从实践到理论，从创作到研究，从干活到治学，几乎一百八十度。这个弯，不好转。

幸运的是，我的运气非常之好。1978年，是“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学校上上下下极为重视。各系各专业，都派出最好的教师。中文系的古代汉语专业，是周大璞先生讲训诂，李格非先生讲音韵，夏渌先生讲文字，皆为一时之选。古典文学专业，则由胡国瑞、王启兴、吴林伯、刘禹昌、吴志达、苏者聪、毛治中诸先生组团，共同担任导师，堪称豪华阵容。更重要的是，两个专业，都要到1981年才招第二届。也就是说，这么多的“顶尖高手”，三年间就只带我们几个徒弟。现在想来，真觉得是“太奢侈”了！

第三年，写论文。我报的选题，是《文心雕龙》。于是，导师组指定吴林伯先生，担任我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先生是湖北宜都人，早年毕业于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后入复性书院，师从马一浮、熊十力诸大师。由是之故，先生于群经诸子，造诣极深。对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付出了毕生精力。所著《〈文心雕龙〉义疏》，共一百万字，在先生去世四年后的2002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而这部巨著在当年，却是我们的教材。

教材是油印的。所谓“油印”，就是用铁笔和钢板，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墨印刷。这样的课本，现在是看不到了。我们上课，就用这个。课毕，先生提着饭篮，和我们一起穿过操场，到对面小山包上的教工食堂去买饭。先生一辈子吃食堂，茹素，因此我总怀疑他老人家营养不良。后来，每次回武汉，便总要请先生到宝通禅寺吃素宴。又故意多点些，打了包让先生带回，多少算是改善。

先生对生活要求很低，对学术要求很高。成为我的指导教师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我用毛笔在宣纸上，把《文心雕龙》五十篇抄一遍。然后到他家里，当面用朱笔点断。那时住房条件很差。给我的待遇，是在先生的书桌旁放一张方凳，算是小书桌，然后坐在小板凳上读书。书，主要是两本，一本是范文澜先生的，即《〈文心雕龙〉注》；一本是吴林伯先生自己的，即《〈文心雕龙〉义疏》。那时《义疏》还没有出版，只有油印本和手稿。但先生为我“开小灶”，准许我读，准许我用，不怕我“偷”，也相信我不会“偷”。这样，直到先生认为过关，才回到宿舍写论文。所以，我的学问不是坐“冷板凳”，而是坐“小板凳”做出来的。

论文的撰写，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写提纲。先生看过，提出意见，改；再看，再提意见，再改。如是者三。然后成文。仍是先生审阅，提出意见，改；再审，再提意见，再改。又如是者三。吴林伯先生通过后，又请胡国瑞先生和王启兴先生审看，提出意见，再改。最后，才是打印出来，正式送审，提交答辩。

现在想，八十年代的风气，实在是好。评审专家中，山东大学的牟世金先生跟我的导师吴林伯先生，学术观点是有分歧的，两人也不同门派。但牟先生对我的论文，仍给予很高的评价，毫无“门户之见”。1983年在青岛开“《文心雕龙》研讨会”，牟先生还发函邀请吴先生和我与会，坐而论道。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刘纲纪先生，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也跟吴先生意见不同。论文答辩时，我跟纲纪先生当面争论，针锋相对，面红耳赤。旁边同学看了，都捏把汗，刘先生却不以为忤。最后投票时，给我的成绩，也是“优等”。

显然，牟先生和刘先生的态度是：我不管你哪门哪派，也不管你跟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