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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时代骄子（5）

这股新思潮在文艺和审美领域的表现就是前述“文学的自觉”，它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那种狂诞不经、颇遭物议的人生观一样，都是对旧传统的背弃、对旧信仰的动摇、对旧价值的否定和对旧法规的冲决。不同于先秦两汉，这个时期把自己的光辉闪烁于美学史上的，是一批真正有着审美心灵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他们或高踞于社会之上（如曹氏父子），或超然于世事之外（如竹林七贤），却无不在陶醉于音乐、诗歌、绘画、书法等审美境界的同时，潜心于艺术自身规律的体察与琢磨之中。儒家艺术社会学的影子已日淡如水，文人们内心深处的美学原则是“为艺术而艺术”。“诗缘情”取代了“诗言志”，也就是个人私情的自我表现取代了社会性伦理道德情感的普遍传达。文艺不再是宫廷点缀、六经附庸，而是自我表现的手段、人生价值的标志。“劝善惩恶”的狭隘功利框架和“唯正之听”的僵死表现模式被打破了，而代之以真性情的自由抒写和对新形式的大胆探索。注重情感、讲究形式的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取代注重伦常纲纪、讲究实用价值的观念成为这个时代的美学主流。

对于这一新思潮，无疑应有高度的评价。它是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艺术本质的新认识，较之从政教伦理、典章礼仪的角度来看艺术，有更多的合理因素。然而任何思想的变革总是反映着社会的变革，而历史总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和逻辑走着螺旋式的道路。事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反思与否定，终于以否定之否定而走向以唐为始端的成熟期。随着庶族地主阶级通过新的途径取代士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儒学又重新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当然，它已扬弃了两汉经学中的迂腐气息和神学色彩，并受到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渗透。但是，它对我们民族意识的主宰作用，却是任何思想所不能替代和左右的了。自唐始到鸦片战争，其间虽有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却仍不能动摇儒学的这一地位，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离经叛道”，便成了中华民族少年时代唯一的一次“顽皮”。这种历史变革的必然性作为结果，反映到文艺与审美领域，便是以杜（甫）诗、韩（愈）文、颜（真卿）字、吴（道子）画为代表的唐代艺术精英；而它作为一种理论上的预示，则是产生于南朝齐梁之际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巨子，似乎“超前”地预感到，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终究（不一定是直接）受到儒家学说的规范、制约、渗透，个人情感中有社会内容，艺术形式中有理性因素的艺术必然产生，新的审美理论和审美趣味必将取代魏晋风度成为新的美学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心雕龙》就既是它所处时代的产物，又是后一个时代的先声。

三

《文心雕龙》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它尊儒宗经的鲜明态度上。关于这种态度，学术界所论颇多，似无庸赘述。问题在于，在玄学勃兴之后，佛学盛行之时，《文心雕龙》何以能反戈一击，挽狂澜于既倒？

前已说过，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颇为活跃的时代。不但繁琐的经术和荒诞的谶纬终于垮台，就连儒学本身也面临着“信仰危机”。魏晋玄学大兴，南朝佛学颇盛，二者都与儒学相悖。晋室东渡之后，玄风仍大盛于江左，元帝简省博士，置王（弼）氏《易》而不置郑（玄）氏《易》；刘宋元熹年间，王郑两立，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马郑之徒又遭打击，两汉时期的雄风，一直未能重振。至于刘勰所处的齐梁之际，则是南朝佛教的高峰时期。齐竟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僧众，亲送茶饭；梁武帝萧衍竟然公开舍身同泰寺，愿与众僧为奴。统治者既躬行于上，佞佛者便遍于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