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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的卡迪希亚广场，四座按萨达姆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希亚”之剑。装备精良的共和国卫队警卫着这座广场，看上去他们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充满必胜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绿白相间的售票厅冷冷清清，因为外国人已几乎走光，往日云集于此的外国记者如鸟兽散。住在拉希德饭店的外国记者仅剩三四十人，而且正在讨论去留问题。共同社只留下资深的中东首席记者近藤一人，###记者据说已到开罗。瑞典电视台的记者正仓皇离去，连我打招呼都顾不上回答。

6。　临近摊牌的巴格达（3）

我们在一家商店遇见一位伊拉克画家，他早年曾留学意大利，现在妻儿还在意大利。他自称是最早在意大利获奖的伊拉克留学生，现在萨达姆城还收藏着他的画。他得意地将他用的中国钢笔给我看，笔帽上画了一匹徐悲鸿的奔马。我抓过笔，随手也画了一匹马，他很惊奇。李大伟逗他：“这种画每个中国人都能画。”说话间，《巴黎竞赛画报》的摄影师勃鲁诺闯了进来。我问他这几天的工作方便否，他说除非萨达姆先生和他有什么交情。

中国使馆仅留下以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的工作人员已分批撤出。留守人员在中国大使馆楼顶上，画了一面大五星红旗，面积占满一个楼顶，冀以免遭轰炸。我和首席记者老朱作为“留守人员”处理“后事”。老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备箱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4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誰l　leave　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儿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有飞鹰搭扣的共和国卫队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会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拍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顿时傻了，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黑云压城，拍摄、冲晒、放大、传真之余，我开始采写文字新闻。战争状态下，我越来越感到仅靠图片已无法胜任大战在即的特殊要求。随着巴格达走向战争深渊，日益沦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我的狗屎文章裹挟着照片登上了国内外报刊的版面。连当时很少用新华社通稿的《北京晚报》也在1991年1月15日头版刊登了我的《临近摊牌的巴格达》。事后，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创始人辛少瑛问我在通讯阻绝的巴格达是怎么把稿子发出来的，我说这有赖于我一流的汉语拼音。

进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国际通讯全部中断，由于没有了电话，以往新华社向外界发稿的传真机无法工作。此时，唯一能与外界交流的仅有大使馆的无线电台。可惜电台仅能发密电码，这让平素以文传发稿的新华社记者束手无策。就在我如热锅上蚂蚁般四处乱撞之际，郑大使把我招进了官邸。他问我是否可以用汉语拼音写文章并用打字机编码打孔。我说我的汉语拼音至少在新华社中东地区名列第一，至于打字、编码、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听罢说：“小子，从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馆电台帮你发一篇稿子。不过报务员只管发打完孔、编好码的纸带。每天下午5点前把你的纸带给我拿来。”于是从此，我每天把所见所闻都缩编成一厘米宽的纸带，几十米长卷成一卷，输进使馆的发报机，通过高扬的无线天线变成电波，发往世界。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后，再将其还原成一厘米宽的纸带，火速送往北京新华社总社，交译电室将汉语拼音翻译成汉字，再编发给各家报纸。这一招儿是任何记者都没有的，战时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鸣而惊天下，我的老学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功不可没。

可好景不常。新华社中东分社社长把电话打进巴格达命令我立即撤出，我尽量和声悦色地解释我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