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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

过去的30年，中国大陆崛起了一座座城市。然而，与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相比，农民工的待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农民工不得不在恶劣的工作环境里工作，没有住房保障，没有养老金，他们的子女也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条件。

“缩减贫富差距、给农民工应得的补偿”已经提上政府的工作议程。

2008年1月，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分别从上海、广东、重庆三地选出的三位农民工代表朱雪芹、胡小燕和康厚明成为中外媒体聚焦的“热点人物”，因为他们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第一次选出的农民工代表。

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说，目前农民工关心的重点是解决农民工最急需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大问题。

2008年1月1日，新的《劳动法》开始实施。新法首次规定，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和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此外，新法对劳动者在保险和赔偿方面的问题都作出了相关规定。

2007年，建设部宣布依法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类就业群体。

“我当然希望能够留在广州生活”，甄博告诉记者。6个月前，他将在老家的女友带到广州来，这对情侣目前住在公司租给他们的单身宿舍里。因为有了买房的计划，他们对于农民工在享受公积金待遇方面的新闻格外地感兴趣。

农民工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子女教育问题。国家规定，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制定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37岁的戴时华目前在浙江义乌的“新光饰品有限公司”打工。6年前，她只身从湖北农村来到浙江，从1000元的低级工种干起。现在，戴时华已经成为这家工厂的车间主任，月薪3000元。

然而，过去农民工的子女要在打工所在地上学，需要缴纳各种额外的“赞助费”和“借读费”。因此，戴时华不得不将丈夫和女儿留在湖北老家。

2008年，浙江省宣布，自2008年春季入学起，浙江省将免除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随着“借读费”的免除，农民工子女将能和浙江本地的孩子一样享受义务教育阶段“全免费”的待遇。

现在，戴女士已经将她的丈夫和女儿带到浙江来，她的丈夫也在新光工作，女儿的读书环境也比在农村时好了很多。一家三口住在一个两居室里面，并准备在这儿安家立业。

张冉/文

居者有其屋（1）

直到现在，36岁的沈钧仍然不确定自己本科毕业后选择读研深造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偶尔，他也会和同事调侃自己考研时多考了三五分。

1999年，沈钧从北京的一所名牌高校硕士毕业，分配到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任职。他本以为他的生活会像早他几年毕业的师兄师姐那样按部就班地过下去：努力工作，然后等待单位分房。但是，这一切并未如他所愿。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突然发现以前从来不用考虑的住房却成了大问题。而早几年毕业的本科同学们却早已有了自己的安乐窝”，沈钧不无懊恼地回忆道。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停止住房收入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刚知道这个消息时，我有点儿发蒙。取消了论资排辈的单位分房体系，我突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对于当时的茫然若失和不知所措，沈钧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

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倡导贷款买房。

但是在90年代末，能够接受“贷款买房”这个概念的人却并不多，“房奴”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名词。

“中国人一向不喜欢借钱。与现在动辄几十万的贷款相比，当时一笔1万元的借款就不是个小数目了”，沈钧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地扬了扬眉。

对于出生在安徽一个小山村的沈钧来说，靠当时每月1000元左右的月薪要在北京买套自己的房子无疑是天方夜谭。1998年，北京城区的商品房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然而每当和自己相恋了6年的女友相携散步时，沈钧总是特别渴望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1998年10月初，《北京日报》上的一条新闻牢牢地吸引了沈钧的眼球——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