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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的图章在新五军就是尚方宝剑，有了它一路绿灯，王天祥接过图章庄重地行个军礼，说着：“军长，咱们后会有期。”

孙殿英落下几滴老泪，诚心真意地说：“天祥，你可不能忘了我呀！”

王天祥见孙殿英伤心，反而安慰着：“我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忘了军长，有机会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

送走王天祥，孙殿英破啼为笑。三姨太忙问：“殿英，你怎么啦？”

孙殿英说：“这是一件喜事，我能不高兴，这样以来，日本人那方面有路传远，八路军方面有王天祥，蒋介石方面严家浩也不敢给我戳窟窿。这应了你常说的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三姨太纠正说：“不是钓鱼台，是钓鱼船。”

孙殿英不同意三姨太的说法：“我觉着钓鱼台比钓鱼船更稳当。”

1940年3月，晋察冀豫地区*摩擦进入高潮，山西的新军旧军打得如火如荼，国民党部队调兵频繁。蒋介石命令东边石友三的第十军团两个军向西进攻，南边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庞炳勋的第二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向北进攻，西边有四十一军和七十一军向东进攻，中间还有范汉杰的二十七军，刘戡的九十三军，陈铁的十四军，另外还有鹿钟麟的河北民军2万多人……共计11个正规军，30万人的兵力。1940年2月16日蒋介石命令十八集团军退出上党，退至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否则以违抗军令、破坏抗战论罪。

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里，参谋作战人员分外忙碌，前方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重庆的指示不断下达，还有八路军的电文。这几天参谋处的人有些招架不住，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像是发生了重大战役。3月13日上午，卫立煌刚刚走进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响了。卫立煌拿起电话，里面传出蒋介石的声音：“请卫长官听电话。”

卫立煌打个立正：“报告委座，职下便是卫立煌，请训示。”

蒋介石生气地说：“卫长官，八路军已经进占太行山啦，你知道不知道？”

卫立煌诚惶诚恐地说：“职下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把他们赶走？”

“委座，职下认为国内的事情，还是慎重一点为好，这样内战扩大了，影响抗日。”

蒋介石发怒了，“浙江国语”像一把疯狂扫射的机枪，简直快得有些叫入听不清：“抗日，抗日，你就知道抗日，我们的地盘越抗越小，他们的根据地越抗越大，我们的部队都抗光了，八路军越抗人越多。我命令你立即到晋南布置队伍，一定用武力把他们赶出太行山！”

卫立煌见委座正在盛怒之时，不好争辩，只好答应着：“是，职下马上就去。”

放下电话，卫立煌感到事态严重，找来郭寄峤参谋长商量此事。郭寄峤，三十六七岁，安徽合肥人，是卫立煌的同乡。他高大魁梧，精力充沛，笔下文章锦绣，腹中良谋连珠。在1938年12月武功军事会议上，他作了40分钟的发言，颇得蒋介石的赏识，被誉为标准参谋长。他原是奉军魏益三的旧部，在卫立煌任四十五师师长时，投到卫师长的身旁，成为卫立煌的诸葛亮和庞统，从此如鱼得水。两个人密谋一番便带着警卫营渡过黄河，直达晋城。卫立煌利用电话立即召来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九十三军军长刘戡，十四军军长陈铁开作战会议。会上卫立煌煞有介事地说：“我在洛阳接到委员长的电话，说八路军越过了他们的防地，叫他们撤回去，不遵军令以破坏抗战论处，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布置防务，准备打仗的。你们回去以后要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听候命令，贻误战机者，军法从事！”

三个军长见司令长官如此严厉，不敢有一丝松懈，立即整训部队，准备打仗。

会上卫立煌只是泛泛而谈，没有作具体的战斗部署，这是一种姿态，是作给蒋介石看的，因为这三个军长都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这些“天子门生”很快会把会议的内容传给蒋介石，减少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怀疑。实际上他另搞一套，以郭寄峤为代表和八路军谈判，使八路军主动后撤，缓解了晋冀察豫中间地带的冲突，这使西边的四十一军和七十一军也无东进的必要了。

太行山西部的局势缓和了，而东部的一二九师却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鹿仲麟的河北民军2万多人越过防地向刘家河一带压来；石友三第十军团的两个军渡过漳河，进入一二九师广平一带的防地；朱怀冰的九十七军攻占磁县，逼得一二九师第三旅后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