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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远一点。由于中国几千年师道尊严的观点的影响，为人师者的超我过强是今天依然存在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过强的意思是，为人师者的自我要求和对他的学生的要求超过了其仅仅是为人之师的范围，具体表现是为师之人往往过于严厉，偏执、古板、虚荣等等。不过与此并存的另一个事实是，同样由于传统精神的影响，我们国家有着一支最庞大也最优秀的教师队伍。

黄苏子最后死于一个年龄可以做她父亲的嫖客之手，这一安排极具象征意义，象征着真正的杀人者是黄苏子的父亲。他杀黄苏子是从黄苏子一出生时就开始了，杀人的过程一直持续到黄苏子肉体生命的终结，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古老的行刑方式——凌迟。

再说黄苏子本人。

黄苏子的童年有着太多的不幸她是一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一开始就要以太小的比例与另外四个孩子分享父爱和母爱。如果能分享到理论上的五分之一倒也罢了，她实际上分享到的却是一个巨大的负数，这使她的最基本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他的父亲对她的要求内化为她的超我，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超我是变态的和过于强大的。这激起了她的自我和本我的巨大反抗。反抗最初表现为在心里骂人，后来则是在琵琶坊的放纵。前后表现形式不一样，机制却相同，只是后者相对于外在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说要走的更远一些。白天的黄苏子在强大的超我压力之下隐藏了她的本我，以一个与白领丽人相称的人格表象生活在人群之中；夜晚的虞兮（她做妓女时的化名）则象是另外一个人，本我完全摆脱了超我的压制，尽情地享受着最原始的快乐，生活在另外一个人群中。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她”是假的，哪一个“她”是真的，而应该认为两个“她”都是真实的。两个相反的真实，存在于一个个体之中。表面上看起来，黄苏子和虞兮的转换是简单而轻松的，但实际上却在以无法估计的强度消耗着她的生命力。夜晚的虞兮的任务本来是避免整个人格的崩溃（十几天未去琵琶坊她便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时间长了就会成为饮鸠止渴式的努力。即使她不死于他杀，也会死于自杀，也就是说死于两个相反的真实的我为寻求整和而进行的相互杀戮。很显然，这可以是纯粹的精神上的自杀。

最后是许红兵。他与黄苏子后来所做的一切有直接的关系。他是一个令人憎恶的人，但他在是一个害人者的同时又是一个受害者。如果他当年追求黄苏子的举动不是遭到那么粗鲁的对待的话，他也可能会有一个相对健全的人格。在他的人格结构中，本我太强而超我太弱，所以他需要在放纵中疏泻本我，寻求平衡。

小说虚构的真实或者说真实的虚构让读者看到了人是怎样被决定和被操纵的。人在大多数情形下真的就象一片脱离了树的支干的叶子，不知道被从哪个方向来的风吹着，也不知道会飘到何时何地。每念及此，总是令人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好在人类通过前仆后继的努力，多少还是找到了一些方法，使自己不总是那么被动。心理治疗可能是这些方法中最具有科学性的一种。

让我们一同设想一下，如果以上三个人分别坐在我的心理治疗室我该怎么办。对黄苏子的父亲，我会以他能够接受的强度和速度指出他有一个过强的超我和溶于其中的错误的内容，最后让他明白，在女儿考上大学时说“我姑娘有了一个好的前途”比说“又为国家培养出一个人才”要真诚一些。对许红兵，在他那个年龄再加强超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我至少可以站在商人的立场上告诉他，那么处心积虑地只是为了气一气老师是不划算的。那样做只会说明你把他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他继续过他的享乐生活，但不再会有意伤害他人。而对黄苏子，人格结构的分析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但肯定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会有她从出生到离开她的父亲的时间那么长。

方方并没有出现在小说的情节中。但她却时时以各种不同的身份隐藏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比如黄苏子的父亲在学校里的同行，大学里的班主任，公司里的真正的白领丽人，或者是派出所里的女警察。所有这些角色，在其象征意义上都代表着人格结构的超我部分。在小说的前半部的叙述中，作者的超我对人格的另外的部份有着深刻的同情。更远地说，如果没有这份同情，她根本就不会有写这篇小说的动机。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同情变成了憎恶。死亡并不是每一个做妓女的人的必然归宿，比如妓女从良就是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些小说中常常看到的结局，尤其是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中，好像还没有作为女主人公的妓女死于嫖客暴力之下的先例（杜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