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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贸易收支不平衡，之所以发生该问题时因为有“国界”。因为各个国家执行独自的政策、拥有各自得货币，不同的国家发生贸易黑字或贸易赤字，经济摩擦也就相伴而生了。

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人与物都可以跨国界、自由往来。然而，不同国家的政策和通货u制度却成为障碍，产生贫富差距和摩擦。那么撤去国境，整个世界为一国，统一政策和货币，未提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给予如此简单的原理和思想，以前，我曾提出一个“世界联邦政府构想”。亦即，世界上的所有国家　、民族废止国家，形成一个共同体，在和平与协调中发展。为了实现该理想，我提议建立以世界无国界为目的国际机构，实施种种政策。

经济已经实现无国界化，政治也应该“创造个无国界的世界”，说来这是一个大胆的构想，为了实现它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但这既非虚无缥缈的梦想，也非单纯的纸上谈兵。

为什么呢？因为先进国家之间，已经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实行政策协调，事实上，国家的主权日益受到限制。另外，EU（欧洲联盟）的诞生，世界联邦政府预热性事件，在那里，欧洲成为一个共同体，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政策趋向统一。欧元这一统一货币的诞生堪称其象征。如果这样的话，这种动向向全球规模扩大，也绝非不可能。

也许有人指责一旦废除“国家”这个概念，各个国家所拥有的历史或文化不也消亡了吗？但是，人类经历了比国家历史更为悠久的发展进程，今后还必须延续很长的岁月。首先由人类，然后才有国家，而不可能相反。而且，不可能因为废除了国界，而文化和历史也随之消亡。

所有，即使被批判为过于天真，我还是认为给予人类、世界“应有的形态”而制定理念和采取行动，是在思考世界的未来是必要和必需的。

与外国人接触，“合理性”比“常识性”更重要

我叙述了人生的所有场合中，根据原理原则进行思考、行动的重要性。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或和外国企业谈判时这些也应该是极其有效的。那是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有关于人生和工作的很好的哲学理念，这使得相互对照彼此的原理原则进行争论成为可能。

在京瓷公司还是一家不知名的中小企业的时候，我积极开展外联活动，希望外国企业使用我公司的产品。我的意图是当时的日本从美国引进技术的事例特别多，所以，如果我们的产品能够得到美国厂家的认可，让他们使用的话，以此为宣传点，国内很多企业也可能会采用京瓷公司的产品。

我自己的英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我毫不犹豫的来到美国，直接和对方企业进行商谈。记得刚到美国时，我提前一天特地拜访住在西式公寓的朋友，请教当时对日本人来说还是很稀罕物的洋马桶的用法。当时还是出洋机会稀少，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的时代。

但是，在美国将近一个月的逗留期内，无论怎样到目标企业巡回兜售，非但买卖没有谈成甚至连吃闭门羹。奔波于异国他乡，踟蹰于洋风异俗之中，尽管每天累得腰酸腿痛，大汗淋漓，但得到的只是“NO”和徒劳感。当时的距离与辛酸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尽管这样，　报持决不后退的决心，经过不屈不饶的交涉，终于出现成效，京瓷公司的海外贸易额一点点的增加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在判断一个事情时经常出现“REASONAL”（正当的）这个词。而且，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尺度标准不是社会习惯或常识、而且他们自身所秉持的原理原则和价值观。

美国人确立了扎根于自我信念中的人生者哲学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新鲜的、振奋人心的经历。在这背后，或许是因为是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律体系不同。日本的法律是以德国的法律体系为模型的，属于成文法。亦即根据条文进行判断，存在容易教条化的缺点。与此相对，美国是判例法。也就是不太拘泥于条文，依据不同的案例，当事人对照自己的良识与规则，来判断它是否正当。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的国家里，像我这样明确原理原则的思考方法正好既有适用性，又很有效。对于我根据原理原则判断为正确并主张的事情，如果他们认为“你所说的确实是合理的”，就不会拘泥于是否前例、企业规模的大小而非常迅速的做出决定。正因为如此，谈判总是得以迅速的进行。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岛国日本也必须在国际社会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