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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我的右半身神经系统正在逐步出现新的症状，我意识到我身上一定还有医生没有查出来的病源！我很担心神经系统正在被某种病毒蚕食，我更担心这样发展下去，我会果然如医生们警告的那样出现“瘫痪、呼吸肌麻痹”等高危症状。

我不敢想象自己将来在轮椅上或者病床上眼神呆滞地靠仪器维持生命。如果真是那样，我宁愿体面地死去。但我不能死，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无法想象没有我的日子，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生活？

固然知道“死生，命也”，但我不敢再想象下去……

在对自己身上的新症状提出了疑问之后，W大夫跟我说，珠江医院还有一个权威，就是T教授，在神经内科方面有颇高的知名度，他可以安排帮我请T老教授会诊。

T老教授每个星期有一次专家门诊，必须一大早就要去排队挂号，W大夫帮我安排了挂号，并亲自带我到T老教授处听取诊断意见。

这位将军级的老教授在我的诊断书上写下的诊断结论还是“脱髓鞘性脊髓炎”。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疾病，老教授也说不明白，而且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T教授在嘱咐他的助手在我的病历上写诊断意见时，特别交代了一句：“就按照L主任的诊断意见来写。”如此这般，我还能说啥？

每天晚上，我都会颠来倒去地在“死”和“瘫痪”的假设中想象自己和家人的将来，也都会听到隔壁病房一个女病人时而凄厉时而哀怨的呼号声。那是一个在另家医院发生了医疗事故之后转来珠江医院治疗的年轻女孩，听护士们说，那个女孩子开始只是因为很小的问题住院，开刀之后，脑部的手术损伤让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已经完全丧失自理能力，听说珠江医院的神经内科好，才把病人转了过来。因在以前那家医院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弄到现在连每天最基本的治疗费用都难以承担。医疗事故的官司打了好几年还没有着落。护士们告诉我，那个年轻女孩恢复健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夜深的时候，那个年轻女孩的凄厉呼号声让人无法入眠，我总是睁着眼睛不由自主地倾听，她的呼号声里没有任何有逻辑的成形语句，但那种无比直接的哀怨和凄凉穿透了我的心房。

我抬头看着墙上我的床号：43号。

不禁想：难道这是上天考验我，让我在“死生”之间悟道吗？

16。我匪夷所思地卷入了“福寿螺事件”

因为我的病，家人变得异常忙碌，除了日常照顾两个孩子之外，还要为我担惊受怕和送汤送饭，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憔悴，这让我内疚万分，我总觉得是我拖累了家人。

更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家人都陆续地生病，大人们各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女儿窝窝头更是莫名其妙地持续高烧和出现类似肺炎的症状，父母和太太得不时地抱孩子去医院看病，可是好几家医院都不能够诊断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孩子的爷爷奶奶整夜抱着高烧不退的孩子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孩子会发生任何意外。

经历过非典风波的父母心理压力极大，他们非常非常担心孩子得了什么奇怪的传染病。

我是事后好久才知道家中这种情况的，在那段时间，家人对我隐瞒了所有的情况，给我送饭的太太只是偶尔跟我提起父母身体“不太舒服”和窝窝头“有点感冒发烧和咳嗽”，他们生怕自身难保的我担心太多，影响我的病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我在珠江医院住了近一个月时间，每天按照“脊髓炎”来治疗，每天除了照例的一小杯药丸和静脉点滴之外，还增加了高压氧舱治疗。

我的长期住院引起了所有亲友的关注，没有人相信向来壮得像头牛的我会突然间病得如此严重，而我确实病了，还病成这副模样。

对养生颇有心得的父亲一直对医院充满不信任，他一直认为医生没有做对最基本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首先诊断出真正的病因。

在我发病近两个月之后，一直在网上寻找相关信息的父亲被一则新闻所吸引，这则新闻说的是北京数家医院早在六月份就收治了许多“怪病”患者，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的纪爱萍大夫在收治到这类患者之后，出于对专业领域的高度敏感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