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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医院调查事实。”

直觉告诉我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律师。

他显然是在推托的说辞一下就把我激怒了，几个月来的不痛快一下子让我爆发了出来，我觉得自己深受侮辱！

我拍案而起，说：“你是律师，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是律师？”我拿起一支笔走到那个年轻人面前说：“你把你的名字和职位写下来，否则我绝对不和你谈。”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显然被我的激动情绪吓坏了，他抖抖索索地在纸上写下了“苗运平”和“公司法务”共七个字。

之前陈幼玲女士给我们的电话和种种温情的表现难道都是假的吗？陈女士不是在电话中已经跟我们“确认”了我们在蜀国演义的就餐事实了吗？

我觉得人格倍受侮辱，我已经根本不愿意和这样没有诚信的人继续交谈下去。我大声地下起了“逐客令”，士可杀不可辱！我无法忍受他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宣布“即使倾家荡产也要赔付到底”，私底下却对患者耍起这样卑劣的手段。

见我没有办法冷静下来，也在同样生气的太太尽力压制自己问对方：“那么你们餐厅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查清楚我们的用餐记录呢？”

苗运平嗫嚅了半天，嘴里掉出一句话：“六天吧，给我们六天时间。”这显然是拖延之计；因为马上就要“国庆长假”了，他估计我们不会继续在北京呆下去，所以用“六天”时间来继续他的“拖延战术”。查一查电话订座、消费水单的数据需要六个工作日吗？我提出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介入以提高查证效率的建议，对方没有接纳。

23。蜀　国　变　脸（2）

正当我太太继续用温婉态度向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满时，在房间里的我已经完全无法忍受这样的人留在自己的视线和听力范围之内，我大声地下起了逐客令。

我们随即决定，国庆长假就在北京过，本来我们是要回广州和家人一起过中秋节的。我们就耐心地等这六天！

我们三个人在北京每天的花销不少，而我们没有带足够的钱，正在打算让家人给我们汇钱时，知道我在北京索赔的一位温州同乡给我们一家人提供了一套酒店式公寓套房，先不说省了多少钱，那设备齐全的厨房结结实实地打消了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恐惧和忧虑。

大陆国庆节前一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蜀国演义再次“临时召开记者会”，该次事件已经被北京市卫生局定性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更注意到报纸上提到“蜀国演义酒楼临时召开记者会，公布对福寿螺事件住院患者的赔偿方案。但美籍华人与台湾同胞的赔偿方案将作为另案处理。对于赔偿过程中双方无法就赔偿数额和具体赔偿时间达成一致意见的部分，酒楼同意接受消费者协会等公正第三方的调解。”

对于我来讲，“美籍华人”也好，“台湾同胞”也好，这些受害的消费者和国内的受害消费者应该拥有同等的权力。所谓的“另案处理”是要给我们这些境外人士“优待”吗？这种受到区别对待的感觉并不能让我产生什么优越感，反而我觉得极其不舒服。而且我注意到，一直没有吭声的“消费者协会”给拉进来了。

为了散心，我和太太带上窝窝头去了住处附近的天坛公园，窝窝头玩得非常高兴。看着天坛下她幼小的身躯，我的内心却有着太多的感慨。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祭天及为百姓祈丰年之处。大陆人口众多，民以食为天，能够养活这么多人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下，我似乎能够体会到历朝历代有做为君王祭天时的虔诚。

纵然北京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可以去看，我们都没有心情走动。国庆节的七天长假内，多亏了阳光骨髓库的诸多志愿者老战友们，他们轮番前来我们的住处陪伴我们，他们的到来让陷入不快的我重新振作了起来。我决定怎么也要讨回一个说法！

10月3日，我太太再次致电陈女士，陈女士在电话里非常为难地告诉我太太这件事情已经转由一位姓田的同事处理，请我们直接和这位田先生联系。（直到事后我们才得知因为瞿传刚对陈女士“偏袒”受害消费者有很大意见，陈女士已经带着整个赔付工作小组愤然辞职。）

田先生告诉我们，公司负责计算机的员工还在放假，要我们再等几天再和他联系。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再次致电蜀国演义，田先生告诉我们他也辞职了。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已经被踢来踢去成了皮球。蜀国演义究竟还要如何演义？他们会销毁可以作为证据的记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