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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浊的钱！肮脏的钱，罪恶的钱！”

“当初给你钱时你可是很高兴的。”

“如果我们知道……”

“你问过吗？”

“你应该告诉我们。”

母亲无言以对。她再次指了指枪，仿佛它是所有堕落的证明。

“你用过它吗？”

“没有。”我回答，等着她骂我是个说谎者。

“今晚你不是要用它吗？”

“是的。”我说，“我会用的，只要我认为它能起作用。”

“你到底是怎么了？”母亲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

“你们什么也没做。”我说，“这正是问题所在。你们放弃了。你和他一样只会呆坐在那里。”父亲始终没说一个字。“你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上帝是不会来帮你们的。如果上帝能，他会派来恰卡吗？上帝已经让你们成了乞丐了。”

这时父亲从他的椅子里站起来。

“离开这个房子。”他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我注视着他，“带上你的东西。走吧。现在就离开。你不再是这个家里的一员。以后也不要再回到这来。”

因此我带上装了我东西的包，把枪放在裤子里，钱放在鞋子里，走出了家门。

我觉察到了从每个房间，每个帐篷，每个小棚屋里投射来的目光，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基督徒也会拥有贫民窟的那种眼神。

布若泽·德斯特把俱乐部后面的一个房间给我住。我猜他也许想借这个机会和我上床。

这里气味恶浊，晚上又喧闹不堪，我还经常不得不离开房间给做生意的妓女腾地方，但它毕竟是我的家，我相信自己是自由快乐的。但布若泽·德斯特的话像施在我身上的诅咒，就像有些人只要看上别人一眼就能让人遭殃，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安宁。

你什么也没做——我已经控诉了我的父母的什么都不做，但我都做了什么？等恰卡来了我能做什么？

几个月过去了，恰卡的边缘到了穆兰加，到了噶尼亚瀑布，到了锡卡，布若泽·德斯特的诅咒依然控制着我。

我看到政府在卡车和汽车的护卫下离开内罗毕前往蒙巴萨。在海尔塞拉西大道的咖啡店——我总是在那给我的信使买早餐咖啡——我看见长长的车队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全部通过。

一群捣乱分子乘着武装巴士在大街上乱窜，像放烟火似的放着曳光弹，直到联合国的重型军用运输车来驱赶他们。

我蹲伏在路边的沟里躲避正在为抢劫油箱而进行的激烈交战。之后我爬起来去了莫伊电信塔的观察站，看见战斗的浓烟在郊区燃起，在远处映衬着火光的薄雾边缘，在南面和北面，除了斑驳的暗褐色地面和贫民区飞扬的尘土外，就是恰卡的奇形怪状的颜色。

我看到报纸宣布2013年，7月18日，两个恰卡的边缘将相遇，内罗毕将不复存在。哪里是安全的？冥冥之中我似乎听见德斯特的声音。你打算做什么？

面对一个人死亡的最后时刻还算是容易的。一口气吐出再没有吸进。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变凉继而凝结。最后的意识在大脑中渐渐淡去。但如果是在死亡刚开始时就没那么容易了。不是吗，比如，当身体进入最终的衰竭？当第一个细胞变黑成了癌？当我们把自己的DNA传给人类新的一代，我们自己的基因变成多余？当我们出生时？一个公务员告诉过我，在他们填好你的出生证明时，他们也准备了你的死亡证明。

内罗毕的死亡也是一样的。全世界通过间谍卫星和摄像飞船看到了它死亡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城市，要确定它终结开始的时间更加不容易。有人说是从联合国撤出内罗毕，整座城市不设防开始。有人说是在恩巴卡西的电力工厂关闭，输送到海岸的燃料和电力被切断时。有人说是在第一个孵化塔出现在西地的大街上时；电视新闻的画面上六角形的恰卡苔藓缓慢淹没了“欢迎到内罗毕”的路牌。对我而言，它是从我和布若泽·德斯特在楼上俱乐部后面的房间睡觉开始。

我告诉他我是处女。

“我总是把你当成一个基督教孩子。”他说。虽然我的童贞使他兴奋，但他从没有试图强迫或无礼地侵犯我。

当时我很紧张，口干舌燥，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只是假装很享受它。事实是我根本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我干吗要做这事？似乎这样才能证明我已经是个很出色的年轻罪犯，只有这样才能把我的生活和我的城市联系起来。

虽然他很温柔体贴，但我们再没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