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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知识分子舞文弄墨，敢跟皇帝公开叫板，存心捣乱者，极少极少，大多数，或是出于不通时务，不晓世事，不够检点，不知深浅；或是出于无心之失，偶然之错，行文不慎，落笔走火，或是出于不知好歹，秉笔直书，不知忌讳，碰上枪口而犯了错误。若遇到心胸宽容的领导人，放他一马，量他一条砧板上的鱼，又能蹦得多高？但中国大多数皇帝，哪怕胸无点墨者，都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哪怕是在行间的蛛丝马迹，也不能隐忍的。所以要收拾他认为是跟他捣乱，其实未必就是真敢捣乱的知识分子，常常采用文字狱的手段，杀一儆百，使士子们噤若寒蝉。

在封建社会里的文人，无论是优处廊庙，还是卑居林下，其中之优秀者，然而，的若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良知是不允许在民族存亡，家国危机，老百姓的疾苦，神州赤县的灾难前面，背过脸去的，因此，难免就要发出一些皇帝老子不爱听的声音。

庄廷鑨，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对故国念兹在兹，不能忘怀的文人。

可是，大多数皇帝，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未必有可能发现文人们“反动”、“恶攻”、“大不敬”、“推翻政权”的言论，这就给整文人的小人们，提供了一个立功邀赏，如鱼得水的广阔天地。经过他们的提醒、暗示、告发、揭露、大批判、小报告、咬耳朵、检举信，把皇帝这根神经挑动起来，于是，磨刀霍霍，知识分子的血光之灾，就降临而来。

私刻《明史》一案，株连之广，杀戮之众，妻女没为奴婢，家人远流边戍，处罚的狠毒程度，令人发指，但被康熙赏赐所没收庄廷鑨全部财产的揭发者，偷偷躲在一边乐，乐得嘴都合不拢，也是事实。

小人之可恶，可恨，可怕，由此可见。

话说回来，文字狱，不是中国的特产，外国也有，统治者不大喜欢与他作对的文人，这一点，全世界都差不太多的。法国的作家左拉，为受诬陷的军官德莱福斯鸣不平，写了《我控诉》一文，被军事法庭定了罪。他在将要关进牢房服刑前，逃亡英国，隐名埋姓，这是很典型的外国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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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刻明史案（2）

自秦始皇起，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从来采取敏感，在意，防范，警觉的态势，到了明、清，这根弦绷得更紧，疑惧，猜忌，排斥，仇视，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过分反应。文网森严，文祸丛生，动辄就拿知识分子开刀。一谈文字狱，通常指明、清两代对于文人的迫害。所以，这两朝的知识分子，诚惶诚恐，抱戴罪之身，磕头捣蒜，唯求皇恩浩荡；一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日子特别不好过。不知道什么时候 飞来天外横祸，即使死了，还会拖出棺材戮尸。所以，谁敢不夹着尾巴，低头做人呢？

庄廷鑨一案，清廷用来大杀那些敢叫板的汉人知识分子，因为碰到了异族非正朔的敏感问题，也因为碰到了统治二十多年以后，仍被非议为窃主中华的异族政权的危机问题。于是，磨刀霍霍。

修史一事，新政权是很忌讳的，官方早于1645年（顺治二年）就设立《明史》馆，固然是为了总结前朝的成败得失，更主要还是为了新政权御临天下，一统江山的需要。作为外族统治者，如何抹去残酷屠杀的可耻记录，如何修改对于自己以往的不利记载，如何证实其统治中华的合法合理，这一切，绝对要求舆论一律的。因此，私人治史，自说自话，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当风险。如受庄案牵连的查继佐，他著的《罪惟录》，一直在夹壁墙里藏到辛亥革命后才公诸于世。可见庄廷鑨想在这个危险领域，捞到些什么，明摆着是在讨死了。

问题还在于庄廷鑨很有钱，钱多了，人就会发烧，就得想办法消费，但他不像别的富家翁，或讨几个小老婆，或养几个女戏子，或盖几处大宅院，或买若干假古董；要不，捐个候补道台，弄个不大不小的官来做做，这些，他都不屑于干，而是一心求名。

名，有两种求法，一种是靠自己点滴积累，很慢，也很辛苦，一种说来就是所谓捷径了，莫过于买名，只要舍得扔钞票，多大的名都可以到手。时下一些老板，找作家给他写传记，一些明星，求枪手给她写身世，一些官员，要记者给他写专访，一些健儿，让左右给他写生平，都宁耐不住地走这条捷径，实在是求名之欲火在胸中折腾的结果。不过，庄廷鑨富而求名，只求文名，虽说附庸风雅，但也雅得大气。颇花费了一些银两，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明史》编纂委员会，甚至邀请了像查继佐那样的历史学家，帮他主持笔政。

不知是老天成全他呢？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