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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要问，何盛之有？

时下一些作家，一些编导，伪造历史，鼓吹圣明，掩盖真象，胡编乱演，热衷于推销清代帝王题材，这种见钱眼开的商业行为，倒也不值得当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过于一些清史专家，应该是有学问，有识见的人，也跟着枉顾史实，颠倒是非，大弹康雍乾“盛世”高调，颇令人质疑其实用主义的治史学风。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呀！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捡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盖全的毛病。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的败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临天下长达六十年的高龄帝王，在中国，老人统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其实，内囊早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不敢怠慢的。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极，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覆命了。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

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越说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结他，他也越自觉了不起。文书中那盛气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难用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来衡量。雍正以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个真正盛世的天可汗呢！

“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教以谨饬安静。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兹赠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清通鉴》）

那时的中国，真强，可开始由强而弱；那时的西方，真弱，但开始由弱而强，这就是16世纪的唯物史观。套用文革间一句口头禅，他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

就在雍正登极这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资本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出生在英国。16世纪的伦敦天气，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那类似北京南城古刑场菜市口的伦敦塔，院子中间的断头台，院子外塔山上的绞刑架，尽管继续处决人犯。但莎士比亚时期那种在伦敦桥上用长长的铁矛，插着被枭首的头颅，以警吓市民的做法，已不再执行。

他们开始把人当成人，然而，在东方，仍旧不把人当成人待。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十八日），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弃市”。

那时在北京，只要“弃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杀头。雍正嗜杀，当然，康熙和乾隆也并不少杀，不过，雍正更残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样，也更促狭更阴损些。这次杀汪景祺，大家原以为看一场热闹，随后作鸟兽散，回家喝二两，庆幸自己脑袋还在脖子上，也就罢了。谁知到得菜市口，才晓得花头精多的雍正，又出了新点子。朱批上还有“立斩枭示”字样，这个“示”字，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不光要砍下脑袋，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也就是公开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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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4）

枭首砍头，戮尸燔骨，这是康雍乾三朝时不乏见的场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将汪的头颅一直挂到他驾崩，也没说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话，在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真是少见的暴虐。对知识分子恨到如此咬牙切齿，除了变态心理，哪里还有一点点盛世帝王的胸怀？，

汪景祺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的幕僚，他的灾难，即由此而来。

一个文学家，最好不要跳上政治家的船，哪怕是最高级的游艇，也要敬而远之才是。唐朝的李白，一开始是绝对明白这个道理的。杜甫《饮中八仙歌》就写过他：“天子呼来不上船”。可后来，估计酒喝高了，下了庐山，竟登上永王李璘的旗舰，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