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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6）

写此文时，已是晚年，能以一个文人的认知，来看待自己的经历了，可酸溜溜的行文，却依然读出为帝王奴才久了以后，那卑下的品味和格调，看起来，磕头磕多了的奴才气息，长成在骨头缝里的，也难轻易褪掉。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专制制度下，即使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也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论。

在那个黑暗王国里，在精神的扼杀胜于一切压迫的时代里，纵使有天大的才华，也只能付诸流水，任其消逝，化为乌有，抱憾苍天。因此，无论为叛逆，无论为奴才，也无论既非绝对奴才，也非完全叛逆，能在一丝缝隙中求生存，如袁枚这样侥幸者，在这样一个高压窒息的乾隆年间的政治气氛下，作为诗人的袁枚，除了倡“性灵说”，还有别的道路可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么？

他之这样做，固然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也是为免受文字狱殃及的巧妙逃避，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毫无疑义，袁、蒋、赵，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得大发展，当有大成果，如果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写，不知该给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华章？然而在统治者的精神阉割下，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下，在奴才思想浸润到心灵的腐蚀下，他们不得不风花雪月，不得不游戏人生，不得不关在随园那小天地里，与整个社会，整个民众脱节，不得不改弦易辙，奉旨填词，不得不官样文章，马屁哲学。因此，袁枚所发起，所推动的倡写性灵，摆脱陈腐的新诗歌运动，对于清代文学的发展，多少起到一些促进作用，也就是难能可贵的贡献了。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德国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国的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这样双子星座似的诗人，也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而且，远比“乾隆三才子”，或“江右三大家”，要产生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假如，倘非满清“盛世”，对于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严酷统治，袁枚，蒋士铨，赵翼，对于世界文学史的意义，绝非今天这样简直不足为外人道的寒怆了。话说回来，即使对中国人而言，知道他们三位者，又有多少呢？

呜呼，天才的悲哀，莫过于生不逢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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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1）

中国文人之好名，也算是一癖了。

第一，人之好名，与其成就高低成正比，成就愈高，愈在意名。第二，人之好名，又是与人的年纪成正比，年纪越大，越追求名。于是，中国文人的全部快乐和不快乐，便系于这个名上。

而大文人，老文人，则是最不肯安生，最能够折腾，最害怕冷清，最热衷于人来疯的一群。

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一篇《买记》的杂文。其中，引用了《论语·季氏》的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细细品味，很有道理。

老了，就要见好就收，就要适可而止，就要鞠躬谢幕，从运动场中回到看台，当一名观众。人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加减法的过程，年青时期，不断地追求，不停的获得，是加法。进入老年以后，便是减法了，一直减到两手空空，如同刚出生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那样，再离开这个世界。至此老天拔地，老眼昏花，老态龙钟，老朽无能之际，你老人家还不厌其烦地求，还不厌其多的得，那就很不令人尊敬了。

《小学大全》的著者，为清乾隆朝人尹嘉铨，一位道学先生，官做得也不小，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长官，熬到这个位置上，也就可以了。人就是这样：没有钱的时候，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就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得可怕。尤其人到晚年，更着重声名的满足。

没名者求名若渴，有名者求名更热，名小者求得大名，名大者与人比名，名不怕多，就怕不名，名上加名，最好是举世闻名。按说，一个人当上了皇帝，譬如隋炀帝杨广，应该是得到了名欲的最大满足吧？不！他对大臣杨素说，我的骈体文，四六句，也是满朝第一，当仁不让的。因求文名，他竟把一位诗人杀了，还说，看他今后还能写出比我好的诗？

由此可见求名者那一颗不得安宁的心。

小孩子希望大人注意他，就闹人来疯。成年人同样希望别人注意他，也要闹人来疯的。

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