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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艺术专修科西画组二十余名同学，由潘玉良带队，前往北平旅游写生。孙多慈本不想去，但见屈义林真情相邀，最后还是同意了。写生队的团长是吴鸿翔，副手便是屈义林。吴鸿翔高孙多慈一届，在艺术专修科，也是出名的才女。相比之下，吴鸿翔口能说，手能做，特别精明能干。临出发的那天早晨，写生队的同学都坐上大汽车了，孙多慈却久久不见人影。后来李家应气喘吁吁跑过来，说孙多慈生病了，高烧不退，现正去医院看病呢，不能随队前行了。吴鸿翔对孙多慈本来就有一种抵触情绪，有此由头，更是借题发挥，把孙多慈数落了一番。屈义林自然为孙多慈说话，红着脸和她争了几句，两人为此还闹个不快活。

此事后来让孙多慈知道了，过意不去，硬借此理由，请屈义林吃了一餐饭。本来也邀请了李家应的，但李家应说不想当电灯泡，回绝了。

十二、　四川同学屈义林（4）

那之前，北平旅游写生队的作品，在《黑白画刊》上出了一期“北游写生专辑”，屈义林发的是水墨《牛车图》，画上的题款，生动而风趣地道出北行印象：“三石麦，五匹布，换来驴马帮牛步。一旦风沙起，移山复改路。南人不识北人情，请听牛车呜咽哭！”孙多慈虽然没有去北平写生，也有一幅黑白画《美人鱼》在专辑上发表。画面以黑为底色，人身鱼尾的美人鱼，独坐海边礁石，一把七弦琴，轻弹慢拨，余音袅袅，与一钩斜月相环，与四卷浪花相涌。美人鱼的身躯和面庞，以及整个画面的意境，无处不体现着一个“美”字。后来这期“北游写生专辑”，经法文教授徐仲年推荐，又在上海《美术生活》以专刊形式推出。

席间，屈义林谈到了孙多慈的《美人鱼》，问：“你怎么突然生了这个构思呢？”

孙多慈笑笑，道：“自张华《博物志》讲述美人鱼故事以来，文坛那些作家，个个都喜欢用此典故。倒是我们绘画，以美人鱼为题材的不多。想到了，觉得很美，就画了，没有其他。”

屈义林本想和孙多慈开玩笑，说她就是那条美人鱼，但话到嘴边，看孙多慈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望着自己，又低垂下来，闪动着长长的睫毛，好像陷入深思，便咽回去了。

“这位内敛而宁静多感的才女，可能还不知道，那波谲云诡的茫茫人海，正张着巨口等待每一个年轻纯洁的美人鱼呢！”晚年屈义林回忆至此，还忍不住发出深深感叹。

这年暑假，孙传瑗让女儿陪自己上庐山，说是避暑，其实是为孙多慈提供一个写生机会。孙多慈专门从庐山给屈义林寄来一信，信中有她对庐山的感受，“难得清游陪杖履，好从真面仰银河。”在信末，她有意无意附了一句，“不知义林同学有无游兴？”

孙多慈《锄地》，写于1934年前后。

孙多慈是个细心的女子，她的这种安排，说到底，就是做给父亲看的。可惜屈义林当时正忙着落实工作，回信表示了歉意。“我只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穷学生，在名门世家的老先生面前，难免有许多拘束。而且，这时我在中大刚毕业，何去何从，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因此，我迟疑几天后，才简单作复，说我事忙不能去庐山。”晚年，在自传《义林奇遇九十年》中这样记述。

而孙多慈，接到屈义林的回信，反倒轻松地舒了口气。后来她与李家应谈到此事，说自己虽然对屈义林没有反感，但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对他产生爱意。她总觉得屈义林缺乏男人应有的宽广胸怀和胆略。而这种宽广胸怀和胆略，似乎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李家应就笑，说，“你呀，这是典型的恋父情结。”

孙多慈伸手打了她一下，但想想，自己对徐悲鸿的那份依恋，似乎生来有之，也许真的是从父亲身上转移到徐悲鸿身上来了？

索性什么都不想。

关于这段感情，屈义林后来写过两首《梦中杂诗》，一首为：“问字寻幽人似玉，颠肠倒肺语如莺。鲛绡漫掩青珠泪，蟾阙空留朗月明。”另一首为：“两鬓清霜满面尘，年年旧梦与愁新。合是相忘莫相忆，春风野火遍啼痕。”

1934年夏末，徐悲鸿与蒋碧微由苏联返回中国，8月17日，他们乘坐的皇后号抵达上海新光码头。20日，他们回到阔别二十个月之久的南京。22日，南京文艺界召开欢迎大会，陈树人、褚民谊、张道藩、罗家伦，以及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全体师生，文艺界代表谢寿康、许士祺，加上新闻界记者，共九百余人，参加了欢迎大会，宗白华致欢迎词。

欢迎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