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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后来在日记里说：“此种男女问题，在艺人间本是常事，盖艺人以感情为生活，若不浪漫，则其作品无生命，师生间真成情侣，亦不算什么，不过在中国说是麻烦。”他又认为，“徐与孙实在谈不到恋爱，不过因孙之才学超群而特别维护之，社会不谅，家庭不谅，日日相煎，结果恐非走入恋爱之道不可也。”

此时的舒新城，完全是局外人的旁观态度，事不关己，自然说得轻松。但没有保持多长时间，6月24日，南京发来一封信函，就扰乱了他的这种“轻松”。寄信地址是傅厚岗6号，寄信人自然是蒋碧微。信拿到手，舒新城就有一种不祥预感，拆开信，果然，在蒋碧微的眼中，他的身份变了，在徐孙之恋中，由旁观者转换为牵线人。“午前得徐夫人蒋碧微一函，破口大骂……”当天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蒋碧微来信内容共四条，语气由浅入深，一步一个变化。其中第一条带有“命令”口吻，说孙多慈出画集，是中华书局和作者之间的公事，中间有什么具体事务，应该与孙多慈直接交涉，不应该把徐悲鸿牵涉进来；第二条有所加强，用的已经是“指责”语气，说徐悲鸿近来为孙多慈出画集之事，引起社会各种流言蜚语，“名誉扫地”，“道德破产”，家庭也处于崩溃边缘。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舒新城在中间“宣扬牵引”。言下之意，如果不是舒新城的中介作用，徐悲鸿也不会在道德泥淖中，越陷越深。并说舒新城的这种行为，“实属无聊已极”；第三条干脆采用“讥讽”的语调，说舒新城有家有室，却公开与刘济群同居，置传统道德于不顾，也缺乏或男人或丈夫应有的责任。徐悲鸿虽然有品格缺失之处，但他还不至于效仿你这种下三流的做法；最后，她在信中表现出一种“强悍”的色彩，说自己虽身为女性，但并没有女人的懦弱，也绝不会听从命运，任人遗弃。最后她强调，说自己和徐悲鸿的婚姻是有基础的，不会因为暂时的波波折折而分开。舒新城在中间的挑拨，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写到激动处，她甚至用了“枉费心机”这样的字眼。

十五、　蒋碧微：我容不了她（2）

面对这封充满火药味的来信，舒新城恨得咬牙切齿。他认为此时的蒋碧微，“真所谓疯狗”，并以“悍拓”来加强他的这种感觉。他在日记里说：“我与孙多慈初不相识，因其为悲鸿得意门生，五年前在南京由其介绍始见一面，此后从无交涉，直至本年，悲鸿以孙之画集出版事相委，于四月间由其送稿来又见一面。此后因稿件关系，有所通讯，概为公函。某次孙因悲鸿在京受污甚苦，且自诉苦，悲鸿复请去函相慰，乃复一函，鼓励其努力于艺术。其他无有也。关于孙之画集交涉，均由悲鸿及孙两方请托，交悲鸿整理，寄去之件亦均公函。”气愤之余，舒新城更多的，还是为徐悲鸿的命运感到担心，蒋碧微“迁怒于我悍拓竟如此，难乎其悲鸿，更不知其前途如何也”。

徐悲鸿素描《碧微镜中》，写于1924年。

蒋碧微说，我的心中容不下她。这个“她”，自然是孙多慈。

但1935年6月以前，蒋碧微对孙多慈多少还是有些容忍的，至少没有当着面和她争长论短。不是自己不愿意，而是觉得如果那样做，实在是掉了自己的面子。不说自己比她年长十多岁，论学识，学长相，论经历，孙多慈哪样能与自己相比？但也正由于自己一容再容，致使徐悲鸿与孙多慈越走越近，近到已经危及自己家庭主妇位置的地步。此时蒋碧微反而想开了，徐悲鸿能放下“画家”、“教授”架子，与一个小女生卿卿我我，自己有什么理由不能去和孙多慈当面锣对面鼓地理论一番？

选择的时间，是5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10点多钟；选择的地点，是国立中央大学女生宿舍。有内线先行在那边探明了消息，孙多慈在宿舍，于是叫了一辆车，从傅厚岗直接开过来了。

立夏前后，“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太阳悬在天空，白晃晃的，有些刺眼。蒋碧微撑着一把长柄阳伞，戴着长至手臂的白手套，穿一身拖地白长裙，款款走近石婆婆巷中央大学女生宿舍的东楼。

孙多慈正在对近期创作的一幅油画稿进行修改，猛然看见蒋碧微走进来，猛然一惊，她立起身，不知所措，连手中的画笔落在地上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