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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新市场扭秧歌。新市场卖果子。卖果子的把一筐果子倒在地下，满地都是果子，“随便吃，随便吃，不要钱。”

通宿，山上都是歌声，都是火把，大伙兴奋极了。“鲁艺”的人把周扬找来，大家托着他，举得很高，他也没办法，举着他游行。

接着“鲁艺”组织了两个工作队，一个工作队到华北，一个工作队到东北。我是华北队的，有艾青、周巍峙、舒强、沙可夫等，我们出发到华北。另一队有张水华、舒群、王大化等，他们到东北。

到张家口时，我们进了华北联大。成仿吾是华北联大的校长，沙可夫是华北联大艺术学院的院长，我跟舒强在戏剧系，又教起书来。我记得第一期学员有前民，他演杨白劳，就是我演的那个角色。

我们一到张家口就排了《白毛女》。我演杨白劳，王昆演喜儿，陈强还演黄世仁，舒强导演。那会儿平津的人到解放区去就是看《白毛女》。那次的相片现在还有，在解放军画报社，石少华拍了很多剧照。

我除了教书、演戏，也做戏改工作。当时在张家口最有名的演员是唱山西梆子的郭兰英，她在张家口红得很，挂头牌，很了不得。我看了她的戏，山西梆子演得好极了。后来我做她的工作，动员她参加的革命，她什么都不要就参加了革命。

枪林弹雨中的“流动摄影队”（1）

我在华北联大教书，工作了没有多久，也就半年多。工作刚刚走向正轨，突然接到一个电报，调我回延安，延安成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我从事电影创作是在延安电影制片厂开始的。

1943年我们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我们从前方带回好多戏汇报演出，有几个戏是我演的，胡丹佛的《把眼光放远一点》，还有歌剧《纺棉花》、《半夜里来的人》等。我在戏里演农民，给人印象很深。其实我是城市出身的人，抗日战争中在农村生活了六七年，对农民还是比较熟悉。我记得当时萧三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赞扬我的演技，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

那时延安电影制片厂要拍故事片《劳动英雄吴满有》，调我回来是让我演吴满有。吴满有是边区的劳动英雄，延安政府委员。他搞生产开荒很突出，当初陕甘宁边区流行一个歌子，唱吴满有的。这个角色商量来商量去，非要调我来演。

虽然我熟悉农民，但是我熟悉河北的农民，还不熟悉陕北的农民。为了演吴满有，我就到他家住，和他一起生活。两个人睡在一个炕上，一块儿聊天，一块儿下地，一块儿割荞麦。

吴满有后来在延安保卫战中被俘，国民党把他给弄到南京去了，他在国民党的电台上骂过我们，拟好稿子，叫他照着念。国民党垮台以后，他又回到延安。后来我回延安去还见着他，他把脸挡住不敢见我了。

《吴满有》开拍了三分之一不到，延安打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二十万大军压境，延安疏散，保卫延安战争开始。各个机关、学校，所有的单位都疏散，电影厂停办，最后只剩下党中央在延安。毛主席没走，直到敌人离着只有几里地的时候才走。

电影停拍，还有电影机和很多胶片怎么办？我就组织了一个战地摄影队。我做队长，有两个摄影师，拿着拍《吴满有》剩下的胶片，搞战地摄影，记录了延安保卫战的史实。

我们整天在炮火中跟着彭德怀的部队行军、打仗、冲锋，出生入死，拍了很多镜头。全国解放以后，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第一个大型纪录片叫《红旗漫卷西风》，把我们拍的好多东西都编在里头。而且把我在延安拍的故事片中的吴满有当成农民啦，也编在里头，他们不了解。我一看，这不是我吗？赶着大车，拿着鞭子。

战地摄影队一直在前方活动。活动当中我有一段时间一直跟着中央。中央的同志每天上班都是夜里，指挥全国战争，看电报，发稿子，看新闻。电报特别多，发报，收报，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9点钟，才出来散步、睡觉；到天黑了，吃过晚饭，又开始工作。

这个时期我拍了不少毛主席的相片。现在有一套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挂像，里头有一张是我拍的。头一张是斯诺拍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有一张毛主席坐在窑洞前的椅子上，穿个破棉袄，看地图，背后有一个大水缸的，那是我拍的。

我有一个很破很破的莱斯卡机器，还有一个做了放大机。

我就住在主席隔壁的小屋。我正常工作。半夜我正在睡觉，警卫员来了，敲门叫我赶快起来，到主席那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