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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中记载的流共工于幽州，放�ND83E�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里边提到的“三苗”就是曾经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三苗部族。这个部族由于在和中原部落的战争中屡遭失败，却又不肯臣服，故被舜、禹先后放逐。被放逐到敦煌的这批犯人应该说是大犯要犯了。可以想象，他们从富饶的江淮之地被押解到遥远荒凉的戈壁的情景：这个被流放的队伍一定不会太整齐，一定不会有什么准备去适应那粗历的风沙。他们一进入河西走廊，就会时不时地被无尽的光秃与苍茫搞得一片绝望。不能给他们近镜头，因为他们的面部皮肤已经失去了江南水色，粗糙得一如这大漠戈壁；他们的嘴角破裂开来，渗出的血水已经凝固成黑色的岩石纹路。衣服无疑是褴褛的，一串褴褛在风沙中飘摇出一个杂色的布带，所以只能给他们这样一个远镜头，一个越来越细的杂色布带，在怅惘的风沙中时断时续，若隐若现……

我坐在舒适的现代的火车卧铺上穿行于这条大走廊时，我就不止一次地望着窗外荒凉的大野滋生过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是我一个人走在外面那片光秃无尽的戈壁时，我会怎么样？

火车跑出去好几个小时不见人烟，而徒步走呢？那得走上一整天不会见到人烟，不会得到任何生存的希望。天黑了，住到哪里？口渴了，到哪里找水喝？饿了呢？遇到凶猛的野兽呢？

那种滋味儿，就是想一想都要伤身子骨的。

可是，他们来了。他们满面忧郁地来了。他们肯定不会抱着创造什么文化的目的而来。

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原有的许多东西。他们失去了自尊也失去了江南地域带给他们的与生具来的毛病。他们变得宽容了，变得适应了。他们的后代已经远离了他们的初衷，再难寻找江南流域的特色。

到了战国至秦时，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也云集此地。月氏不仅在敦煌，在整个西部疆域那时也是个强大的民族。三苗的后裔羌戌在这时被“并入月氏”。在以后的岁月里，敦煌的居民成分不断地变化着，又有一批批汉人来到这里。不仅有流放的犯人，也有戍边的将领及其家眷。也有因战乱或其它原因来此避难的各层人，也有历代王朝因为屯田垦荒等徙民实边政策而来的一批批移民。总之，到这里来的人几乎没有高高兴兴而来的，都是出于莫种无奈。因而，我执拗地把这里的感觉用了两个字：忧郁。

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是肩负着使命的。他两番出使西域，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仅第一次往返的途中他就两次被匈奴擒获。张骞出使西域的政治目的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可是，他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任务的张骞回返的途中，该是一张多么忧郁的面孔啊！

张骞是幸运的，是令人羡慕的。他没有完成任务居然还能青史留名。这得感谢汉武帝。

如果汉武帝不让他去而让别人出使西域，那么流传下来的将会是另一个名字。

但是，汉武帝不忧郁。他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就对匈奴发动了3次大战役。重创了匈奴，迫使“匈奴远遁”。

汉武帝建立了敦煌郡。《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汉政权在这里共统敦煌、冥安、效谷、广至、龙靳、渊泉这6个县。到了西汉末年，这里已经是一处有着１１２００户、３８３３５人的要郡了。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敦煌进入了最早的繁荣。

敦煌的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它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围绕它发生的故事自然不会太少。它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辉煌，也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创伤。政权的更替总是用流血的方式。从五凉、北朝时期的敦煌到隋唐时期的敦煌；从五代、宋、西夏、元、明时期的敦煌到清民国时期的敦煌；这里发生的战事是无法一一说清的。这种你争我斗、厮厮杀杀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我所感兴趣的是各个朝代是如何对待敦煌文化的。也就是说，我想追寻的是一条敦煌文化史的脉络。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2）

据史书记载，敦煌文化的兴起源自中原文化人士的大量流入。早在五凉时代，敦煌就成了一个人物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此间见于史传的敦煌学者就不下于50余人。

其中著述可考者达10余人。这里边有一个叫宋纤的人，他超凡脱俗，清心寡欲，不与世人交往，只身隐居酒泉南山，苦心修佛，授业弟子竟达３０００余人，为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我很想